第二节历史情境与本土观念：作为过程的“强国”与“新民”
我们主张将国家与社会的议题置于中国百年来的近代史发展视野当中：这百年来的历史发展正是国家建设的历史，也恰恰是社会力量自觉、公民社会初步萌发的历史。简而言之，我们一直面临的是自晚清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就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同时激发社会活力（新民）和进行国家政权建设（强国）？事实上，中国学者在开始引入“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时，即将其置于近代现代化转型的现实视域中，用以理解中国历史进程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①
在这一历史情境中，国家与社会都不只是名词，更是动词——强国与新民。两个进程的统一和张力，而不是两个实体间的统一和张力，更能够准确刻画历史的真实进程。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在既定框架下如何应对作为其对立体的市民社会；而是如何进行相当幅度的政治结构规划和社会结构调整，来为现代化发展立定框架。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得以诞生和形塑。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就不只是受到两者互动过程的影响，而是两者本身以及两者关系都是受到更大的变迁因素影响之下形成的。这种视角不再局限于描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和特点，而是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动力问题。而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要将视野置于中国百年来的近代史发展进程中。
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最早由邹谠先生提出。在1986年他即指出：“在探究中国积弱的原因，寻找消除危机，促进国家富强的道路的努力中，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步意识到发展与调动个人和社会团体活力、能力与创造力的紧迫性。……此后，激发并发展人民的活力、能力和创造力，一直是中国在重建国家与社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之一。”而在这样的一种进程中，“尽管人们尚未完全意识到，但是，对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共同体的需求可能会而且事实上已经与另一需求发生冲突。这就是重建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政治权力，以便能够重新统一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同时也能够增加其渗透与控制社会经济的能力。事实上，第二种需求总是被置于优先地位，在五四运动后更是如此。而第一种需求则被视为实现更优先目标的手段”①。
这种强调激发民众活力和创造力的取向，固然与当时从西方引入的大量思想资源紧密相关，但同时和中国传统观念中对于“民”的理解也有关联。“‘民’的概念具有一种矛盾的二重性。一方面，由于‘官’被古人视同于‘公’，通常与‘官’相对的‘民’的概念便当然地具有‘私’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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