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主批判：对当代民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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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原初含义：做事能力，而非多数决 /乔赛亚·奥伯
本文关注古典（公元前4到5世纪）政体类型术语背景下，“民主”的希腊原初含义。结论是，民主最初是指“做事能力意义”上的“权力”。“多数决”是希腊那些民主的批判者刻意用来表达对民主蔑视的简称。把民主制视同寡头制，在原则或实践上，都不仅仅是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各自垄断既定政府官职，人们将会承认公元前5世纪的反民主批判才是对政治现实的准确描述。如果我们回到希腊古风的目标在于获得有价值的政治权力理解，我们必须学会关注古代民主的实践者及其批判者。

抑富督官：让精英重新对大众政府负责 /约翰·P.麦考米克
现代共和政体没有建立防止富人政治影响力过大的正式制度，而且放弃了传统上用来确保官员负责的非选举技术。圭恰迪尼（Guicciardini）和马基雅维利曾经反思过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宪制，本文受其启发，强调了三个已被人们遗忘的实践，它们都有助于人民控制经济和政治精英：混合抽签与选举的官员任命程序，排除富人任职资格的官职或议院，以及在起诉和上诉中召集所有公民参加的政治审判。我提出了一个政体类型模式，来评估行政官员不同的选拔方式在抑制富人上的潜力；我还设想了一项改革，即用“保民官”来修补美国宪法，“保民官”这个词会让人想起18世纪以前大众政府的精英问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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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代表与现代民主制的根基 /克里斯托弗·霍布森
自从代表与民主被调和、混合到一起后，对于代表究竟是使民主成为可能，还是限制、妨碍了民主，就一直存在持续的张力和争论。如果人们搁置教条之争，转向历史，代表的民主资格马上就变得非常清晰。在民主被改造成代议政府体制以前，民主制曾被视为一种过时的统治方式，不适用于现代国家，尽管也许并非完全不可能。本文尝试借助历史论据证明代表的“民主性”。这就把我们引向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的对“民主”的各种修正和挑战，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关键进展：民主与代表这两个曾经对立的概念终于牵手到一起。本文试图证明，正是在这个时期，才有人认真构思现代民主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文展示两位大革命核心人物如何通过两项关键修正把民主与代议制挂起钩来，他们是托马斯·潘恩和马克西米伦·罗伯斯庇尔。这两位主角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对民主制提出了大胆而颇具现代意义的重新评估，同时挑战了这一概念的“评价”和“描述”层面。 在这个过程中，潘恩和罗伯斯庇尔将代表纳入对民主的构想中，同时把民主修饰为某种积极而有价值的东西。这两位两极对立的核心人物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对民主的反思和创新重构了民主与代表这两个概念、并把它们用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现在的人们对这个配对习以为常，但它俩在18世纪几乎是水火不相容。

代表与民主：不稳定的联姻 /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
“代表”概念歧义丛生，不是因为它缺乏核心定义，而是因为这个定义蕴含着一个悖论（同时在场与不在场），而且它也太泛泛了，无助于把该词的许多含义与其不时相互矛盾的暗示协调起来。

代表与民主的关系并不确定，人们却经常轻率地将二者等量齐观。这两个理念起源不同，甚至彼此冲突。民主来自古希腊，通过自下而上的斗争赢得。希腊民主是参与式的，与代表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一种政治实践，代表始于中世纪晚期，当时它是君主强加的义务。只是到了英国内战及之后的18世纪民主革命时期，这两个概念才关联起来。

民主论者认为正是代表和选举权的扩展让大规模民主成为可能。保守论者则将代表视为阻碍民主的工具。卢梭也对比过这两个概念，但他更喜欢民主自治。他认为代表是对民主的一个威胁，这颇具先见之明。代议制政府已经成为寡头制的一个新形式，普通人民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这并非无法避免。代表的确让大规模民主成为可能，但关键在于，它植根于地方的参与式民主政治。

当今有三个拦路虎阻碍这个可能性的实现：公共问题的规模与私人权力；金钱或者财富；以及电子媒介时代的理念及其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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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选主：反思作为陌生权贵的政治代表 /拉尼·吉尼尔
今年的乔利讲座考察的是政治代表在宪政民主制下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选主（通过选举的统治）把公民的作用缩减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选择点，真正的选择权经常落在政客手中。第二，由于过分关注赢者通吃式选举，选主体制鼓励美国的各类代议士把自己看作是有权势的陌生人，对其位置享有专有利益。第三，如果代议士们不仅仅充当各种公民观点、公民认同的代理人，而是把自己看作公民参与的催化剂，民主就可以深化。借助普通人在选举前后集体动员起来建构公民权力的古今例证，吉尼尔教授采用集体效能的分析框架来描述这种概念变化。她主张，富于活力的负责选民，可以改造代表关系，将民主重塑为自治式民主，而不仅仅是代议式民主。

难以抓住的民主 /谢尔登·S.沃林
晚近现代世界的民主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考虑到现代权力形式的可怕潜能，及其从社会和自然世界所榨取的东西，民主也就必然没有希望，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之处。我们需要把民主重新理解为某种非政府形式的东西。本文认为，所谓当代民主困境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古代民主概念与现代政治社会的规模和范围不相容。而是任何植根于作为行动者的公民和参与性政治的民主概念，都与国家的现代抉择不相容，这个现代抉择即国家成为政治生活的固定核心，而相关的政治概念就是持续围绕单一主导目标的活动，即控制或影响国家机构。民主制是一项关乎普通公民政治潜质的工程，也就是说，关乎他们经由公共关怀的自我发现及其实现方式成为政治存在的可能性。

混合宪制vs.三权分立：现代民主的君主制与贵族制特征
/莫恩斯·赫尔曼·汉森
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理论目前仍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地基。它由孟德斯鸠创立，取代了早先的混合宪制理论。后者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其核心主张是，世界上存在三种宪制：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当来自三种宪制的各种制度混合在一起，制度之间就会相互作用，影响国家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等全部职能。今天，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存在太多例外，已经漏洞百出，成了理解现代民主结构的障碍而非助力。因此，我们有必要恢复混合宪制，从而纠正“西方国家就是纯粹的民主制”和“民主就是由人民统治”这两个流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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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选举威权主义：非民主体制的光谱 /理查德·斯奈德
很多国家处于自由民主制与成熟威权主义之间“灰色地带”，超越“转型范式”，考虑选举与政体比较研究的四个基本非选举因素之间的互动，包括谁统治、统治者如何统治、统治者为什么统治、统治的程度如何，探索新的理论框架，聚焦于多元主义、动员、意识形态、国家权力的不对称分布以及新信息技术对于威权主义统治者及其反对力量的意义，是理解现代非民主体制光谱的关键。

建构政治正当性：选举民主还是政府质量 /博·罗斯坦
人们常常以为选举民主的确立是建构政治正当性的关键。本文挑战了这一观念并提供了一个替代选项。很多实证研究揭示选举民主对于正当性的建构没有必然的关联。即便是在成功而又稳定的北欧民主国家，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正当性是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建构的。比如，前南斯拉夫政治正当性的崩溃不是因为种族群体意识到他们将会成为永远的少数派，而是因为新克罗地亚国在权力行使上侵犯了公民权利。正当性的建构、维系和破坏不是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而是输出端。因此，与选举体系建构有效代表的能力相比，政治正当性至少同样取决于政府的质量。

政党的公共形象：一种必要的恶？
/拉塞尔·多尔顿、斯蒂芬·韦尔登
政党在公民眼中形象如何，争论已久，随着政党疏离(Dealignment)席卷整个西方民主国家，最近这个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了。本文前所未有地收集了大量描述当前各国政党形象公共舆情资料。这些意见总体而言是负面的，而且这种悲观情绪在过去25年间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将显示，对政党的不信任降低了投票率，导致当代政党体系碎片化，为新的反对党提供了选举根基，并使得更多的人对政府采取犬儒主义的态度。尽管政党是当代代议民主体系的基础，今天信任政党的公民却越来越少，这个趋势正在重塑民主政治的性质。

不平等加剧时代的美国民主 /美国政治学会特别报告
2002年秋，美国政治学会理事会决定任命“不平等与美国民主”特别工作小组。2003年1月，特别小组召集了15名成员，他们受命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共同准备一份内容广泛的研究评论，主题就是不平等与美国民主。特别小组在三份评论基础上准备了一份简报，本报告由此扩充而来。我们的结论是，在实现自己的民主理想方面，美国已裹足不前，在一些领域甚至走了回头路。特别小组成员就本工作进行了广泛而严谨的辩论，三位杰出的独立同行做了审核，美国政治学会理事会做了评论。


代议制民主真的民主吗？
/伯纳德·曼宁、纳迪亚·乌宾第访谈
/访谈人海伦·兰德摩尔
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海伦·兰德摩尔组织代议制政府研究专家伯纳德·曼宁和纳迪亚·乌宾第，共同探讨代议制民主的民主性。讨论追寻了代议与民主、代表与宗教、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原则、代议制民主的未来变体等问题的源流，指出代议制并不存在危机，因为代议制从设立之初就是为了控制而非贯彻民主。政党也决不会消失。所有代议制民主国家已经适应了政党忠诚的削弱和权力的个性化，这是伯纳德·曼宁对自己代议制民主理论的重要补充和修正。两位专家还认为，作为代议制民主的补充，审议民主也可能会导致精英脱离既定的选举问责体系，导致更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受到遮蔽和阻碍，从而有可能放大精英政治成分。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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