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律宗中兴运动考察》：
应该说，明代的僧官制度实质上就是中国儒家官僚体制下的产物，反映的是世俗政权对中国宗教的绝对控制，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圆澄设想的僧录司不受儒家官僚体系控制的政令是不可能实施的，应该说“释受制于儒”是僧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其四，僧人劳税过重，寺产被官府、豪强侵占，出家反累于俗。
明初“太祖于试度之外立例：纳度上银五两，则终身免其差役。超然闲散，官府待以宾礼”，洪武十九年（1386），又“敕天下寺院有田粮者，设砧基道人，一应差役不许僧应”，“寺院庵舍，已有砧基道人，一切烦难答应官府，并在此人。其僧不许具僧服人公听跪拜”。可见，按此典章行事，明初的僧人不仅没有劳役之苦，还可受官家礼待。然“今则不然，凡纳度之后，有田当差，有人当丁，迎官接府，祈晴请雨，集仪拜牌，过于亭长。夫欲远累出家，而不知反增其累也。且俗人当里长，子姓百十，皆止一户，更无二役。僧家则不然，毋论一人二人，以及千百，皆要人人上纳，似又不如俗人之安河也。又俗人纳农民者，则以优免，终则就仕成家。而不知僧者何所图？而上银纳光头役使耶？若迟缓不纳，则星牌火急催迸，过于他役”。出家人赋役制度的改变，始自嘉靖时期，自嘉靖三十九年（1560）起，出家人不仅要按例纳度上银，还要缴税、承担徭役，所谓僧事、俗事无不牵涉其中，出家反累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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