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社会学评论(社会理论卷)》:
其次,是风险的分配问题。贝克指出,风险社会出现了新的矛盾和新的分配模式。在工业社会,冲突主要来源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财富冲突是围绕着共同生产的蛋糕如何分配爆发的。在此,贫富界限分明。而风险社会的冲突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性质。在风险社会里,尽管旧的冲突并未消失,但风险冲突借助文明的推动力变得普遍化即全球化。风险冲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工业社会的等级式阶级逻辑被打乱,随着风险的不断扩大,将出现风险分布平均化的趋势。风险有朝一日会落到那些始作俑者的身上。大肆制造风险的人迟早会自食其果。总之,在贝克看来,“贫困是分等级的,烟雾是民主的”。
然而,尽管有学者认为贝克的自食其果观点可以用来解释各种类型的全球风险,但此次全球粮食危机无疑显露出贝克理论的局限性。粮食危机表明,风险对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影响完全不同。危害和贫困纠缠在一起,在不同的国家和阶级之间形成了不平等分布。在粮食危机的场合,收入的多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比直接影响了受损害的程度。目前,世界的收入差距在日益加大。有关专家的研究发现,全球收入最高国家收入最高的第五人与收入最低国家收入最高的第五人的平均收入比在1960年是30:1,1990年扩大到60:1,2003年进一步扩大到66:1。另据联合国《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称,全球最富裕的500个人的收入,竟然超过了最贫穷的4.16亿人的总收入。此外,与发展中国家穷人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食品消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国民的食品支出却很低,如美国国民的食品开支仅占其收入的13%。因此,尽管粮价飞涨也对西方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但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受到的损害微乎其微。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而言,粮食危机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可见,风险和灾难不仅具有等级性,而且风险仍然是按照贫困的等级来分配的。面对粮食危机这一巨大灾难,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处境更为艰难。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承受了最为残酷的打击。从这一意义上讲,此次的粮食危机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风险,也是穷人的风险。
在此,引发了我们对社会公正性的思考,即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承受发达国家所强加的风险。此次全球粮食危机,受灾最深重的莫过于非洲大陆。非洲国家长期以来,饱受贫困和饥饿的折磨。然而,正是这个饥饿的非洲,却是发达国家巨大的食物储备基地。非洲一半以上的耕地并非用来耕种自身所需粮食,而是种植出口的热带作物和农产品原料。以塞内加尔为例,其2/3的耕地用于种植本国很少消费的花生。这些土地遍布于灌溉条件较好的塞内加尔河流域。而生存所必需的粮食,如木薯、番薯、玉米、早稻等却只能在灌溉条件较差的边缘地区勉强维持生产。最终,这导致了塞内加尔国内粮食的严重短缺。目前,塞内加尔每年所消耗的粮食中,有80%依赖于进口。可以想见,国际粮价的飙升,对非洲大陆造成的打击有多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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