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混是一位优秀的官僚，他与法钦没有交往，但是他的政策却间接影响到法钦的生活。按照《宋高僧传》的记载，贞元六年（790），王颜请法钦移住杭州龙兴寺，为的是“婉避韩混之废毁山房”。然而当时韩混已不在世，此事与韩混有什么关系呢？“废毁山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据史书记载，韩混于肃宗时出任两浙观察使和镇海军节度使，当时各地多有叛乱，韩混“以国家多难，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为预备，以迎銮驾，亦申儆自守”，于是在今南京、镇江一带修筑坞壁、城楼等防御工事，为此而“毁撤上元县（亦名江宁县，今南京市——引者）佛寺道观四十余所”，又“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①。可见他当时为了加强防御而拆坏佛寺、道观，把拆下来的建筑材料用作军事工事，用寺院的铜钟铸造武器。这样的作法，恐怕并不限于南京一带，或许还波及到他所管辖的其他地区，甚至在韩混死后还有延续。杭州当时就在镇海军的辖境范围之内，法钦在径山住的“山房”可能也受到威胁，王颜时任杭州刺史，他一方面尊敬并护持法钦，一方面又不能公开抵制毁佛政策，于是把法钦请到杭州城里来住，这样便可婉转地回避“废毁山房”的威胁。《宋高僧传》里提到的“山房”，应指法钦在径山的住处；而关于“废毁山房”，由于当时韩混已不在世，所以此事与韩滉本人没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这场废毁寺观的运动最初是由韩混发起的，所以说是“韩混之废毁山房”。总之，韩滉当时坐镇江浙，为保障朝廷的经济来源作出了贡献，同时为此废毁寺观，使得法钦也受到威胁，幸亏有王颜的婉转协调，于是法钦才能躲过一劫。法钦从径山转到龙兴寺，堪称“因祸得福”。
崔元翰（729-795），名鹏，博陵安平（治所在今河北唐县西南）人。原为儒家学者，五十余岁中进士。曾在太原等地任书记官，后入朝，历任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知制诰等。为人耿直，性格孤傲，不喜交游逢迎，唯好翰墨，致思精密，有汉魏文风，不为世所容。著有《演范》《妄象》《浑天》等论。他为法钦作碑文，或许是由于善写文章的缘故。《旧唐书》卷一三七、《新唐书》卷一○三有传。
崔玄亮（768-833），字晦叔，山东磁州（相当于今河北邯郸、武安、磁县等地）人。贞元年间进士。性雅淡，好道术，不乐趋竞，久游江湖。元和初（806）入朝，历任监察御史、侍御史、密湖曹三郡刺史。文宗时历任太常少卿、谏议大夫、右散骑常侍、检校左散骑常侍、虢州刺史。因敢谏而名重于朝。他也曾为法钦撰碑文。《旧唐书》卷一六五、《新唐书》卷一六四有传。
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郡（治所在今河北赵县）人。德宗时以荫补官，27岁为太常博士，历任屯田员外郎、驾部员外郎，郴州、饶州刺史。宪宗时官至中书舍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初期，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和镇海节度使李铸反叛，吉甫参与平叛。元和三年（808）出为淮南节度使，筑堤为塘，溉田数千顷，修浚漕渠，人受其惠。元和六年复人为相，裁减冗官，废除京城寺院庄田、水铠的免税特权。为巩固西北边防，自夏州至天德复置废馆（驿站）十一所，修复经略故城，重设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袭父位，吉甫与宪宗策划征讨淮西，计未成而病死，数年后由武元衡、裴度等平定淮西。博学能文，尤精掌故旧事，著有《六代略》《元和郡国图》《国计簿》《百司举要》及《易象》注释。《旧唐书》一四八、《新唐书》卷一四六有传。其子李德裕亦为唐代名相。
在《碑铭》里，李吉甫说自己受法钦弟子实相的委托.于是作此《碑铭》；又以实相的口吻提到“吉甫连蹇当代，归依释流”①。“连蹇”在这里有特定的含义，就是指李吉甫曾经长期在南方担任地方官的艰难经历。根据这个记述，可知他至少与法钦的大弟子实相比较熟悉，甚至还可能与法钦本人有过接触，当他在南方任职期间，已经皈依佛教，或许当时就与法钦有过接触。丘丹，生卒年不详，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唐德宗时人物，丘为（694-789？）之弟，初为诸暨令，历检校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贞元初隐临平山。与韦应物（737-7897）、鲍防、吕渭诸牧守往还。贞元十一年（795），户部员外郎丘上卿为碑记德焉。关于丘丹为法钦作碑文的具体因缘，目前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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