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目前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或方法，我建议不妨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曾经在理解或把握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某种学说为例进行个案研究；这种学说虽然算不上“社会科学”，充其量只能称为一种“经验的总结”，但是它确曾在理解或解释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发挥过强大的作用，并且总能在关键的时候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来。我们试图通过对这种学说的个案研究，看看能不能找到对于今天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启发意义的思路。这门学问就是“儒学”（儒家学说）。尽管儒学的历史作用20世纪以来饱受人们批判，但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儒家学说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在用自己的一整套理论来解释中国，包括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以及几乎所有重大的现实问题，并在解释的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不管儒家的解决方式该如何评价，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对中国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曾经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发挥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它曾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系统，非常有效地整合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占世界领先地位；它有一整套相对完备的学说体系，它使得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考验，使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多次免遭分裂和毁灭的命运，对中华文明的兴起、发展和保存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儒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虽然没有形成一门“科学”，但是，它对于我们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是不是会有借鉴之用呢？为了替一种可能是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寻找起点，我们提出如下几个假设：
一、一种可称为“中国社会科学学说”的东西，不应当是西方迄今所建立起来的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的直接应用。相反，中国社会科学的建立需要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外建立起一套独立的理论预设和方法系统。这种理论和方法要在对中国社会各种复杂因素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形成。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它可能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延伸”，二者在研究方法上有相通之处，但是与此同时它又可能包含着自己的独立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
一“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有中国特色，可能与中国文化的习性有关。我们的假定是，中国社会的整合规律可能以某种经过几千年漫长发展积淀起来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为基础，这种长久形成的（虽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习性，导致了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不能不有一套新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任何一种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都应关注中国文化的习性，特别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与中国社会自我整合规律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所以不能直接在中国套用，正因为它们的理论预设与方法论不是以中国文化的习性为基础建立的；
三、儒学虽然本身不能被称为一门科学，但是作为一门在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有过特殊作用的学问，它的理论观点可能对于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有巨大启发意义。因此，我们把儒家当作一个案例，试图通过对儒家提出来的若干与社会科学问题相关的范畴的研究，来揭示中国文化的某种“秘密”，从而找到解读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钥匙”，以此来寻找“科学地”研究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自我整合和发展规律的合适的出发点，对于建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某种有借鉴意义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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