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概述
现有研究针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表现；第二，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特殊性；第三，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第四，民族地区农村实现脱贫的政策建议。
从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表现来看，黄颂文（2004）认为民族地区贫困减缓的速度趋于放缓，随着减贫进程的逐渐推进，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分布体现出地理集中性。唐剑、李晓青（2006）则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存在多维贫困，不仅体现在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还体现在知识技能的匮乏、社会保障覆盖不足及市场经济意识不足等方面。朱明熙、冯俏彬、郭佩霞（2008）等具体讨论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户的生计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均常耕地面积不足，中低产田改造不够；人均粮食不足，存在季节性断粮；受限于资金匮乏，畜牧业品种改良困难，畜产品商品率较低；农用技术培训落实不到位，农技服务不足；距离农贸市场距离较远，外界信息传递接受困难；农村贫困户收入来源以出售牲畜和粮食作物为主，现金收入来源较为单一；生活性消费在总支出中比重较大，恩格尔系数较高。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除了以上表现之外，还表现出特殊群体的分层现象，如民族地区农村的妇女贫困、儿童贫困、老年贫困、残疾人贫困等。未来的减贫政策应对这些特殊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注。
从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成因来看，现有研究认为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1）自然环境的约束和生态脆弱性（朱明熙等，2008；庄天慧等，2010），在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单一，救灾保障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自然资源的约束将会增加农村贫困的脆弱性，导致因灾返贫率提升。（2）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水电等生活基础设施、通讯基础设旆等。基础设施对应着资本的积累，基础设施的匮乏导致贸易成本的上升、福利水平下降以及信息交流的困难，从多个角度导致了收入贫困、消费贫困和能力贫困。（3）教育供给数量和质量不足，主要体现在教育层次较低，初中及以上教育层次的入学率和巩固率较低，并且教育投入不足，师资力量匮乏，教育设施设备严重缺乏，潘云良（2005）等人的研究报告显示，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处于“贫困、学困、校困、师困、前景贫困”之中。教育的缺失和对教育回报的低预期导致了教育供给两个方面的不足，进而进一步限制了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和提升，如杨栋会（2009）认为物质资本与固定资产投资的不足，所导致的人均生产性投资差异是布朗族和哈尼族内部收入分化的重要原因。（4）医疗卫生设施和经费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医疗网点少、医务人员数量不足、医疗设施设备落后，这些导致了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健康状况的恶化。（5）扶贫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内在缺陷（黄颂文，2004），盯住固定贫困线的减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倾向于关注贫困深度较低的群体，以表现出高效的减贫成果，但这些减贫政策的实施容易导致对其他贫困群体的漠视，导致相对贫困程度的加剧。（6）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文化”，包括酗酒、毒品等不良消费习惯、“轻生重死”的传统理念、与商品社会不符的生产生活经验等。这些因素既是致贫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减贫的阻力来源。
针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特点和原因，现有研究也给出了相应的减贫对策，如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开发、产业结构转型、生态移民等。但综合现有研究来看，现有研究尚没有对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进行量化测度，对致贫原因和减贫对策的分析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量化研究。与现有研究相比，本章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1）本章依据对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量化测度，来分析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特征和演化历程；（2）从贫困发生率、贫困距以及平方贫困距三个方面对贫困进行了测度，不仅考虑了贫困人口的比重，还分析了贫困人口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3）在测度绝对贫困的同时，还针对民族地区农村的相对贫困进行了测度，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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