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研究（第四辑）》：
高中毕业后，按当时规定，必须服务两年才能报考费用较低的大学。于是徐中玉回江阴澄南小学做了两年的语文教师，1934年8月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山大设在青岛，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得不内迁。先后迁至芜湖、安庆、武汉、万县。由于学生越迁越少，最后不得不并人重庆的中央大学。大学原定四年，因辗转内迁，课程多被耽搁，毕业证书上的时间不得不推迟了一年，而实际在校读书的时间是四年半，且最后一年的学业在中央大学完成。
大学学习使徐中玉立志于文艺理论专业，选定了中国古代文论方向。读初中时欲探好古文作法究竟的疑问，读高中时对白话小说和翻译小说的兴趣，都属于文艺理论研究的范围。进中文系后，“才知道还有‘文艺理论’这门学问，正好可以解答我向来的疑问”。起先作家老舍先生教“小说作法”，三年级时留学欧美的叶石荪先生开“文艺心理学”和“文学批评原理”两门课，引起徐中玉“极大的兴趣”，“加上叶先生的亲切指导帮助，我就开始走上学习文艺理论的道路了”。①考虑到“三年读师范、两年当小学教师时把英文几乎丢光了”，在叶先生的指点下，徐中玉最后将研究方向选定在中国古代文论上，同时学会了摘抄、积累读书卡片的研究方法。
大学四年半，是全民族抗日主题不断加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期。全国的大环境是抗日救亡，山东大学所处的青岛小环境更是如此。“1934年暑后我到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青岛有很多日本侨民，其中不少是派来制造事端的日本浪人。前海经常有日本军舰停？白，有时竟卸去炮衣，把大炮口对着我青岛市政府大门。东北三省已经沦陷，眼看青岛危如累卵，亲历此境，心情十分沉重。接着是冀东紧急，进一步波及北平、天津，整个华北动荡，导致屈服妥协的几次‘协定’。一二·九学生运动应时峰起，各地学生纷纷响应，青岛山大学生以及很多中学生一道参加。”②进大学之初，徐中玉本是图书馆的常客，目睹民族存亡，他走出书斋，声援“一二·九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或走上街头作抗日演讲，或深人乡村演出宣传剧。卢沟桥事变后，他随校内迁，以文学为投枪，宣传抗战。⑧
大学四年半中，徐中玉在文学创作上迅速成长，作品四处开花。“1934年进人大学后，开始在一些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①。在青岛读山大期间，“文章多在北平《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上海《晨报》等副刊发表，以后在上海《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等刊物发表”，再后来又为天津《国闻周报》、上海《东方杂志》《申报文艺周刊》《中学生》《光明》、北平《独立评论》、《文学导报》等刊物写稿，“以散文、杂感、论文为主，也发表过几篇小说”②，主题集中在抗战上。“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学习的一年中，继续为抗战文艺写作，在《抗战文艺》《七月》《抗到底》《全民抗战》《自由中国》《国讯》《大公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新蜀报》等刊物和报纸写了很多文章，以论文为主。”大学期间发表的作品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徐中玉几乎可以“靠稿费维持自己的学业”。
随着作品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徐中玉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引起学界注意。在青岛山大期间，徐中玉曾担任校文学社社长，组织了鲁迅逝世后规模隆重的青岛追悼会；受邀为天津《益世报》主编“益世小品”周刊，为青岛《民报》主编《新地》周刊。在重庆读书期间，徐中玉荣任中央大学文学会主席和学生会研究部长、系学生会主席，先后以学校文学会名义，邀请著名学者郭沫若、老舍、胡风到校作学术报告，引起学校轰动，并在老舍推荐下加入了负有盛名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1939年2月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徐中玉获得了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研究员的任职，负责研究语文教学问题。怀着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割舍不下的研究兴趣，他最终“放弃已经到职的不坏的位置，又考进了当时迁在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1939年8月到1941年7月，“两年时间内专门读了宋代的大量诗歌理论著作。”“当时听说郭绍虞先生有《宋诗话辑佚》出版，特去信北平求教，意外地很快就得到他远方的复信，并还寄赠了当时极为难得的这两大册著作。”“冯沅君、陆侃如、穆木天等先生都担任我的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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