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
国粹派既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自然是痛感于传统文化的衰败。他们指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学术的衰弊。
国粹派认为，土地、人种构成一国的“质干”，“其学术则其神经也”①。所以，学术为立国之本，中国文化的衰弊，主要也就在于学鲜实用，学术湮没。其中，汉、宋学之无实无用，是其祸本：汉学满足于繁琐的考据，“攈摭细微，剿袭成说，丛脞无用”；宋学复空谈心性，“禅寂清谭，孤陋寡闻，闭聪塞明”。二者不仅无补于国事，且毒化了国学，不足称之为“学”。所以，“近三百年之天下，谓之适于无学之世可也”②。作为一国“神经”的学术既湮没不彰，中国文化岌岌可危，自然是无可掩饰的了。
其二，民智、民德、民力的低下。
在国粹派看来，一国文化的兴衰，还集中反映在国民的素质上。“必其民有文明之资性，而后享食文明之幸福，得保其迤演不替，其运弥长”③。如果说，学术的衰弊还仅限于士大夫阶层；那么，与西方相较，民智、民德、民力的普遍低下，则是在全体的意义上，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衰微。
文明社会的进化，不在“腕力”，而在“汽力”；不在“兵战”，而在“脑战”；不在少数贵族士大夫，而在多数之国民④。民智则国富而强，民愚则国贫而弱。泰西之民，“神智飞扬，精神充足”，“聪明智慧之民也”，所以“其社会之内，光华美丽，如锦如霞”；而泰东之民，“愚鲁顽顿，志识卑下，其德慧术智，远逊欧美”，所以“其社会之内，阴暗凄惨，愁云遍结”。西强而东弱，要在于“其一智一愚”。此种民智上的差距，从东西方士、农、工、商即学术与社会生产素质上最能反映出来：“彼以巧，而我以拙；彼士以科学，农以新器，工以汽机，商以计学；而我士以白卷大折，农以天时，工以手足，商以命运”。无怪乎，中西相遇数十年，言“兵战”、“农战”、“工战”、“商战”，中国无往而不败①。
同样，民德日兴也是推动文化进步的重要因素。所谓德，就是爱类合群之心，文明的国民应懂得尽义务爱大群，“人人尽其应尽之义务，而民德兴”。但中国民德衰堕，“人人知有己，不知有群；知有家而不知有国”②。所以，世风日下，盗贼倡优充斥民间，谄臣媚子充塞朝右，全国一盘散沙。以此与合群进化的欧洲民族抗，自然无不败。
所谓民力低下，是指国民体质不如人，“即其官体部位之发达，人身量度之纵横，比之欧美人，皆弱十分之二强”。从精神气质上看，“彼则坚强英毅，华然风采，我则颓废卑荣，沉闷无色”。民力凋残，人种衰弱，固然与国民不重体育，不讲卫生有关；但更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文化自身的弊端：“其远因皆伏于数千年以前，自其政治宗教之大，以至于日用饮食性情习惯之微，无一而非弱种之具，浸淫浸久，而养成此阴阴鬼气纤纤女性之民，其已几无自存之术矣。”③
由上可见，国粹派不仅看到传统文化的衰弊，而且所论不无偏激：汉宋学末流固然归于无实无用，但因此认其为祸国之本，甚至断言三百年来中国“无学”，显然大失偏颇。同样，一味贬斥中国民德不兴，也有失笼统。但是，国粹派的偏激，与“醉心欧化”论者又不可同日而语。应当看到，时至20世纪初年，承认并指出中国文化衰弊的事实，对于多数人说来，已经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如何正确说明其衰弊之由及救治之道何在。国粹派与后者，正于此尖锐对立。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