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作诗，绰号“呆哥”，四川剑阁人。经济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教授，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天则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余额宝提高了社会融资成本？看病难、看病贵是市场化的错？人操纵汇率可以解决就业？强拆乃是强拆本身的错？自利是天下大的道德？中国石油资源缺乏、需求旺盛因而油价应该高于美国？石油美元价格上涨国内成品油价就应该上涨？“新政”是在放权还是集权？经济自由和民主化，哪个才是当务之急……
　　《人人都是“资本家”》中，作者在全新视角解读“习李新政”和四中全会的基础上，透过“政府与市场”“产权与合约”“民生与资本市场”“经济与社会”四个领域的经济社会热点事件，告诉你“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诸多热点事件不是市场的错，而是破坏市场之过”“如果没有基于个人清晰的产权界定，民主自由最终只是一句空话”等。

　　读过本书，你可以：
　　认清自己就是“资本家”；
　　透彻分析自己的经济现状，指导自家的经济走向；
　　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现象，发现国家的一些经济问题的症结；
　　对某些经济问题提出独特有效的观点；
　　如果你愿意，到某些电视台去做经济方面的观察员或评论员。
　　——文化学者、企业家聂圣哲

　　我给大家推荐的当代中国几位经济学家是：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许小年、谢作诗。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常务副主席、“2014年中国经济人物”刘轩华

　　“新政”是在集权还是在放权
　　“打老虎，拍苍蝇”，绝大多数人是拍手称赞的，但也有少数不同的声音。不同声音主要表现在担心当前的反腐治标不治本，会加剧集权，反腐会阻碍经济增长等等。
　　担心是有理由的。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才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问题是权力不会自动进入笼子，谁来把它关进笼子？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笼子？
　　用权力来制衡权力是通行的做法。但是，这个做法有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前提，就是大家都有维护和遵守社会基本规范的意愿。具体到当前中国来说，就是要拥护市场化、拥护法治。
　　目前有没有权力制衡呢？也有。但目前的权力制衡表现为：市场化和反市场化的角力，法治与反法治的角力。这两种完全反方向的力量当然可以相互制衡或者掣肘，但这种制衡的结果就是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不能推进。这正是过去“政令不出中南海”，市场化改革裹足不前、法治不张，不幸丧失最有利改革窗口期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虽然振奋人心，但在实践中推行起来步履艰难的根本原因。如果“打老虎，拍苍蝇”清除的是这些阻挠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力量，又有什么不好呢？
　　市场化和法治不是一方面叫得震天响，一方面又在思想、政策主张和现实作为上与之南辕北辙。
　　市场是有前提条件的。基于个人清晰界定的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
　　法治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资源又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平等共用，那样的话“公地悲剧”就会发生，人类将无法生存。以产权界定权利，人们在财产占有上虽然不能平等，但是人权可以平等；如果产权不清晰地界定给个人，那么就只能用等级制、限制择业迁徙自由等制度来避免“公地悲剧”发生，那么人权就不可能真正平等。人权不能平等，最终在财产占有上也不可能真正平等。
　　所以，只有在产权清晰界定给个人的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真正推行法治。那些反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反对土地流转、反对把权利清晰界定给个人的人，本质上就是在反对市场化改革，也是在反对法治。
　　我们不否认反腐会导致集权，集权可以成为破坏自由、法治和人权的力量，所以我们也赞成分权，希望权力制衡权力，但是总要在主张法治、拥护市场经济的人手里进行分权吧。
　　我们承认，一些经济犯罪是计划经济转轨市场过程中不容易避免的原罪，所以我们主张反腐以追究权力寻租这种极恶之罪。我们也主张对权力索贿时而不得不行贿这类的原罪实施赦免，因为这是权力过度集中的恶果，不是公民主观故意。至于如何判断谁有极恶的原罪，有一个简单办法：致富或暴富了，却仍然在维护计划模式或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以便还能依靠计划权力到市场中去寻租的那些人，他们是不可以赦免的。
　　我们赞成用法律制度来约束权力，但不是有了法律就是法治，法治更重要的是司法和执法。现实是整个司法体制在“维稳模式”下多年，怎么突破这个桎梏？
　　那些担心权力集中危害社会的人们忽略了：人们之所以畏惧权力、依附权力，根本上是因为财产被权力掌控，把财产界定给个人，剥夺权力的财产基础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根本。而且比约束权力更重要的，是减少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我们更应该看集中的权力被用来做什么。如果集中的权力是用于把财产分给老百姓，而不是把老百姓的财产集中到国家，在推动放松和取消形形色色的管制，那么这样的权力即使为害社会，也只会为害一时，而不会长久。反之，如果我们教条地、简单化地反对权力适当集中，反对建立任何权威，那么市场化改革就会流为一句空话，法治社会最终也会无法建成。当前中国需要强调的恰恰不是分权，而是需要适当的集权，建立权威。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新政”在“打老虎，拍苍蝇”的同时，简政放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简政放权绝不只是经济改革，也是治本腐败——“新政”是在对腐败标本同治。在这个意义上，“新政”不是在集权，而是在放权——集该集中的权力，放该放的权利。
　　至于反腐会阻碍经济增长的说法，完全是不懂经济学的人的胡说。增长的唯一源泉是生产，而反腐遏制的是“三公消费”。如果公款吃喝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发展经济就太容易了，人们只管胡吃海喝，经济就发展了，人民就富裕了。不说国，我们说家，有哪一个家庭是靠胡吃海喝富裕了的？“三公消费”被遏制，只会减轻社会负担，有利于经济增长。
　　投资房子的好时机已经过去
　　判断房价是件困难的事，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做判断。有五个关键变量我们必须高度关注。
　　第一个是货币发行。房价上升，主要起自央行把银根放得太急、太宽，加上举世经济不利、各国超发货币以及预期人民币升值，外资跑到中国来下注。我的问题是，政府前期的刺激政策会不会产生天量坏账？无法估计准确的数字，但应该是天文数字。中国不是联邦制，因此无论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还是中央政府的债务，最终都是中央政府的债务。可是中央政府也是负债经营，哪里有钱来偿还这些债务？超发货币于是无可避免。所以我讲，中央政府可能应该做好救助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准备。
　　中国经济已经严重高杠杆化。这意味着，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通常这是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大量的坏账。2013年6月底的“钱荒”就是表现。逻辑上，这样的钱荒在月末、季末应该常态化出现，而半年末、年末更严重。但为什么其后表现不明显？因为央行“奶妈”出手相救了。事实上，仅2013年年末央行就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投放3千多亿的基础货币。
　　中国经济困局是因为货币超发、财政刺激所导致的，因此货币超发的确要有所控制。但若说央行将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这些年来，央行一直说自己执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它稳健了吗？大家知道美国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什么叫宽松？就是多发货币了。什么叫量化呢？就是明确地告诉你，发多少货币。那么我们能不能也量化货币政策？
　　第二个是土地制度。土地政策是影响房价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土地私有绝不仅仅是增加房地产供给的问题，更是寻找吸收收入海绵的大问题。只有土地私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能成为吸收收入的海绵，“房地产堰塞湖”才有泄洪的地方。
　　土地产权不解决，那么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就不可能完成，就还得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制造业的成本也降不下来，最终会扼杀中国经济。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规定：“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经济增长基础脆弱，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并且严重依赖土地财政，故而政府其实是怕房价大幅下降的。因此，即使没有利益集团的阻挠，土地政策的放开可能也会采取渐进推开的方式。
　　第三个是房产税或广义而言的财产税。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达到了30%～40%的程度。审计署2013年底公布，截至2012年底，11个省级、316个市级、1396个县级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占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的3723%。但是土地总有卖完的时候，房价总有停止上涨的时候，所以必须要寻找替代性税源。能够替代土地财政的税源在哪里？只能是包括房产税在内的广义的财产税。我认为，尽管还有财政阳光化、因土地国家所有而产生的征收房产税的合法性等问题，但是包括房产税在内的广义的财产税是必然要开征的。我同意在国外房产税会推高房价，在中国房产税则抑制房价上涨的观点，但是必须承认，开征房产税的真正考虑还是在于寻找替代土地财政的税源。
　　因为政府怕房价大幅下降，所以房产税也会采取渐进的、逐步推行的方式。
　　第四个是人口变化。中国的人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历了第一波增长潮。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0%～30%的水平。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强制实行计划生育。到了八十年代，六十年代第一波高峰出生的人又开始结婚生子，于是有了第二波增长潮。八十年代的第二波增长潮，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两波婴儿潮，尤其是六十年代的婴儿潮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人口在2020年左右呈现一个巨大的峰值。中国生育率至1991年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随后持续下滑，每年新出生人口在20世纪九十年代快速减少。这从教育方面的数据间接反映出来。随着1990年后新出生人口的急剧下滑，中国小学学校数量从1996年的646万所降到2009年的2802万所，13年减少了57%。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生育率总和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其进一步下滑到118%。按照12%左右的生育率，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将减少45%，两代减少70%。如果不及时放开生育政策，中国会出现人口危机。
　　中国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在人口高峰时期满足了住房需求，高峰过后就会绝对过剩。
　　第五个是经济增速。从2005年起，就有人根据房价收入比、房租收入比不断声称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很快要破裂。但是中国房地产到今天也没有破裂。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一直在高增长。以当时的收入来看，房地产的确存在泡沫，但是以增长之后的收入来看，房地产就没有泡沫了。中国经济还能不能有过去那样的高增长？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不过政策应对得当，是可以维持一个6%～7%的中高增速的。
　　货币发行停不下来，土地不私有，房价不容易降。没有“泄洪”之处，水位怎么降得下来？不给三十年高增长创造的收入找到新载体，房价怎能降？不吐二手房，房价是不会降的。大量的房子是以二手房的形式作为存量放在那里的。土地不私有，又没有房产税，存量房是不会外吐的。不要和西方国家比什么房价收入比、空置率等，两个国家土地、金融、医疗、教育、基本政治经济制度都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好些人认为经济下滑，因此中国房市撑不住，要崩盘。但是我告诉大家，货币超发是控制不住的。越是经济下滑，货币超发越是控制不住。
　　中国还有三个约束不能忽视：一是政府不仅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以及庞大的外汇储备，而且拥有强大的动员资源的能力；二是中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很难实现；三是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政府拥有超发货币等措施来救短期危机的选择。
　　这决定了中国房地产雪崩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人们买房子，不会只是看当前的价格，必须要预期未来三五年的价格。未来，经济下滑，卖地收入减少，在财政压力下房产税迟早是要出台的，并且在财政压力下，房产税税率最终一定会大幅上升。未来，土地必须私有，不然，经济也会因此不能实现转型和降低制造业成本而失去活力。中国的房子未必真的少，一个刘志军三百多套房，一个抚顺的小科长二十多套房。要它干什么？等着升值呗。一旦没有了升值预期怎么办？现在不少二三线城市已经出现有价无量或者小幅降价的现象了。
　　从国家层面来说，房价涨不是，降也不是，理想是不快涨也不大降。住建部官员曾明确地讲：调控房市从来也没有要降房价的意思，调控是为了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但是地域之间会呈现差异：一些地方还需依赖土地财政，一些地方则不得不转向依靠包括房产税在内的广义财产税，而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的地域差别也巨大，这决定了房价走势的地域差异性会扩大。我认为，房价暴涨的时代已经过去，三四线城市不少已经危机显现。那些没有土地可卖不得不开征房产税的地方，那些人口净流出以及房子过剩严重的地区，房价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不能肯定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就不会跌，日本东京房价不也曾跌得很惨吗？不过短期房市均价下降应该不会超过30%，真到了这个临界点，政府再次救市的可能性极大。
　　析企业主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每届“两会”，都会有“新阶层”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2003年的“两会”，王文京、苏增福、刘永好、尹明善、张芝庭、吴一坚、孙甚林等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成为“两会”期间记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全国工商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已有数万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活跃于政治舞台，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活跃于政治舞台，这是喜呢？还是忧呢？
　　首先是喜，其次是忧；一喜一忧是也。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活跃于政治舞台，这首先表明，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这也表明，今后所有制歧视将在更大范围被国民待遇的市场竞争规则所取代，私有产权保护也将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
　　是的，改革二十多年，民营经济已经稳占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这一点过去不曾错，将来也不会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活跃于政治舞台，这既不是谁英明决策的结果，更不是无缘无故凭空掉下来的，而是政府和民间、或者有关当事方博弈的结果。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活跃于政治舞台，这全然是民营经济力量壮大的结果！
　　是的，建议给予非公有制经济国民待遇的正是非公有制经济代表，建议修宪保护私人财产的也正是非公有制经济代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工商联副会长王翔就建议：应该开放进入限制，给予非公有制经济国民待遇；应该修订现行《宪法》在保护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上的不对称、不平等，增加禁止侵占或破坏私人财产的条款。
　　今天我们知道，市场之于经济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这不只是理论认识深化的结果，更是几十年计划经济实践的结果。但是，市场是有其产权基础的。市场以私有产权为前提；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市场。这一点，却不是每个人都明白，或者不是每个人都十分明白的。
　　当年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因而要取消市场，搞资源计划配置。政府是怎样取消市场的呢？正是靠消灭私有产权、推行公产来取消市场的。不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吗？政府似乎很是知道应该怎样来取消市场。改革开放，市场于是卷土重来。要知道，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经理人员持股和股票期权，本质上都是对私有产权的承认。私有产权一得到承认，市场就卷土重来。
　　我们要搞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壮大发展了，有人提出要保护私有产权了，这怎不是喜庆的事情呢？所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活跃于政治舞台，这是喜事、好事。
　　然而，问题也有另一面。作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每年要花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时间开会；要跑调研，准备提案；要花时间倾听群众的呼声。而他得到的仅仅是每月几十块钱的交通补贴。私营企业主可不比普通人和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他们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机会成本不低呀。作为私营企业主，他怎么有兴趣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呢？为什么我们没听说有哪位私营企业主拒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呢？
　　要知道，西方就不这样。西方的议员，多是专职的；各行各业干得出色的，是不愿意从政当官的。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爱因斯坦能当总理；爱因斯坦呢，他安于做他的物理学家。当年很多人劝艾科卡竞选总统，艾也安于经营他的克莱斯勒。弗里德曼学术上厉害着了，但他不是系主任。
　　我们的私营企业主不仅不拒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还争先恐后。
　　有位朋友是私营企业主，曾经提出希望加入民主党派。他的目的明确，就是要成为政协委员。他说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后每年能为他带来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好处：你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就没有人向你卡、拿、要；黑社会也少找你麻烦；和官员打交道，官员也让你三分，好处不要了，事情还办得快。据说，你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跑贷款、要项目都是有好处的；犯了事，要先取消你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然后公安才能抓你，无形中又多了一层保护。
　　经济学讲，职业选择应置收入路径和消费路径于不顾，只考虑如何使财富最大化。俗语也说，“千里为官只为财。”原来，玄机藏在这里。我们的民营企业主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乃是因为市场环境不好，乃是因为政治上存在特权。我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比例上升，这是好事，但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就不是什么好现象了。
　　……

推荐序你我都是“资本家”，或大或小聂圣哲
自序经济自由是当务之急
前言

第一辑政府与市场：市场化不彻底的千错万错
红包不是问题，政府管制医疗才是问题
管制必然产生“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
看病难、看病贵是破坏市场之过
余额宝不是吸血鬼
最低工资法没那么好
凤凰政府不懂经济
界定土地产权是农民致富之本
政府掌握经济资源而不追求GDP非好事
土地涨价要归公吗
反垄断，唯一该反的是行政垄断
政府太有钱，经济就该衰落了
政府财力介入阻碍大学发展
“反一体化”现象如何“破”
工信部半夜打枪没摸着火门
不加息的逻辑
箭在弦上的加息
莫随宏观调控而起舞
调低增长预期保持中高增速
要尽可能让经济保有古典的特征
中国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
西方世界的衰落

第二辑产权与合约：产权界定后，人人皆是“资本家”
产权的性质
经济、自由与产权
“好的”市场经济的起点与保证
官本位在中国的经济含义
产权界定不清晰所导致的后果
和谐社会的产权基础
人口增长是怎样降下来的
温饱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社会
析企业主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人生而不等
人人都是“资本家”
能否捍卫“异己”的权利是对社会的考验
穷国的民主与富国的民主
法治路上有陷阱
放松管制和约束权力重于反腐败
重罚行贿是增加反腐难度
人力资本产权天然私有
国美事件谁胜谁负并不重要

第三辑民生与资本市场：下不去的房价、物价和上不来的股价
取消限购不能阻止房价下跌
投资房子的好时机已经过去
从乳品新国标看房地产调控
相同地段商品房价格缘何远超小产权房
房租或许是通货膨胀最好的替代度量
成本不能推动通货膨胀
猪肉价格暴涨的真正元凶是政府
价格管制治理不了通货膨胀
过度依赖CPI度量通胀有风险
中国平安为何只在A股市场圈钱
国内市盈率为何总是高位运行
中国股市是投机市场不是投资市场

第四辑经济与社会：道德如何才能“穿上裤子”
食品安全与道德无关
转基因争论的实质是商业信誉缺失
六问“菜贱伤农”背后真相
养头牲口我们也是要善待的
农民工子弟学校触动了谁
袁厉害收养孩子敛财怎么了
劳动收入占比难以提高的真实原因
“享受”油价
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为美元泛滥下的油价上涨埋单
为何越治越“霾”、越限越“堵”
春运拥堵缘于城乡二元结构
公民世界对堂表兄弟世界的替代
和尚不念真经只因没有建庙的自由
大师流行是社会不公的一种度量
公立大学能够办出真正的商学院吗
自愿的交易永远胜过强制的所谓公平正义
经济民族主义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