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
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就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四化同步”的思路。我觉得它是从工业化到现代化，从现代化“二步走”再到现代化“三步走”，逐渐形成现在21世纪新的“四化同步”，完整表述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能不能这么讲，到了2012年，我们也经过了60多年才形成一个新的重大的政治决策决策共识即“四化同步”，来破解发展的最大难题。
这个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李克强IN志在解读中国发展的经济社会结构时，对“四化”而言，就提出了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也就是说今后几十年城镇化是一个最大的火车头，不同于过去将近六十年我们基本上靠的第一大火车头是工业化。他说中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仅有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很清楚今后我们要从50％的城镇化率提高到80％，标志着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个城镇化加速的时代，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提高城市质量，尤其是解决大量非户籍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难题。
以上我们梳理了张培刚先生和毛泽东等人一直到现在的领导人如何认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现在所提出的“四化同步”的历史脉络和历史来源。
“四化同步”最大的背景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已经演变出来的四元结构。这里我先从就业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发展经济学所讨论的，是从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也没有涉及三元结构，更没有涉及四元结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四化同步”，就是要来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典型又十分独特的四元结构。
1949年，在农村地区，农业的劳动力占全国就业比重的86.21％，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占5.31％；在城镇地区，劳动力加在一起没有超过9％，其中有两方面一半对一半，一个是正规的，只有4.47％，主要指职工口径，不管是国有的，还是外资的，或者说城镇集体的，还是股份公司的，是按职工口径计算的。此外就是对于非职工，我们把它界定为非正规就业，占4.01％，大体上是三类，一类就是私营企业，因为从私营企业的规模来看，大体上就是八人、九人以上，平均下来也就是九人到十人，大型、趟大型私营企业的比例很少，可以说95％以上，甚至99％以上主要是中小企业，所以把它界定为非正规就业部门。第二类就是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大体平均F来，每户只有二到三人。第三类称之为未被统计的，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农民工，在过去也有很多属于没有登记的个体户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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