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大国与小国的优势和局限性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于2005年4月5日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演讲。他谈了这两个亚洲大国的优势和局限性，并总结道：
“中国和印度将会震撼世界。两国总人口占世界的40％，而且两国的经济增长也处于世界前列。中国年增长率为8％～10％，而印度为6％～7％。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印度是世界外包服务中心。”
中国和印度是人口众多的大国，但两国巨大的潜力直到最近的二三十年里才被释放出来。1978年，邓小平将中国向世界开放，他非常清楚当窗户打开后，有些苍蝇会进来。
另一方面，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通晓英语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法学家和小说家，但直到最近，印度还落后于那些资源秉赋比它差的国家。
我冒着可能是完全错误的风险提出以下观点：印度的发展受到了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受教育的杰出儿女的限制。这些人深受费边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强调社会公平甚于生产和生产率。中国政府则专注于科学和技术的教育。
中印两国实行不同的教育体制，这可能是近年来两国经济表现迥异的原因所在。1976年，我作为总理李光耀率领的新加坡代表团的一员首次访问中国，当时中国的总理是华国锋。
中国的历史档案保存完好。主人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殿试的试卷。试卷要求中国最好的学者按照具有实践意义的题目进行命题作文，比如治理水灾等等。
通过检验和激发这两种务实的心态，中国修建了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内陆水道——京杭大运河，而中国的长城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土木工程奇迹，尽管长城没能完全抵挡住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进攻。
蒙古族人和满族人在战争艺术和技术方面非常先进。相比之下，最优秀的汉族知识分子接受的是儒家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成为只会向皇帝无条件效忠的没有独立人格的臣民。他们从伟大的工程师变成了诗人和艺术家。中央政权逐渐变得软弱无能，而心怀不满的农民揭竿而起，推翻了之前的王朝，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随之又腐败下去，又被新的农民起义所推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宣传和辩论成为当时的主要生活方式，教育处在停滞状态。
不过，幸运的是，中国教育重文轻理的传统被“向苏联学习”时期输入的理工模式所取代。
当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枷锁被打破以后，最具务实思想的工程师们掌握了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并改变了国有企业。
与中国的情况相对照，印度的公务员是由受过经典政治学和哲学教育的人员组成的，他们接受的训练是对人民进行统治而不是管理。
印度建立了印度理工学院来平衡以前对政治和经济学科的过分偏重，但理工科教育的规模还是无法和中国相比。因此，中国和日本都在制造业硬件方面领先，而印度在服务外包方面出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5月在新加坡首次大选中获胜，赢取了议会全部51个议席中的43席，获得民众选票的53．4％。上台后，李光耀政府面临的问题包括经济停滞、城市贫民窟、高失业率和市政高度腐败。公众要想从公务员那里取得出租车牌照、小商贩营业证、建筑许可及其他许可证，都必须用俗称的“咖啡钱”对有关公务员进行贿赂。当时的新加坡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没什么两样。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人口大国，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奉行社会主义思想，建立了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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