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二千余年当中的政体也曾有重要的变迁。而且也前后具有三种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以前，至少从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形看来，中国的政体是“封建天下”。这种政体是以列国为单位而以天下为全体。天子虽为“元后”，其实也是群后之一。群后奉他为共主，却未必受他的统治。政治上主要的工作，如安民理财等事都由列国各自办理。天子除了在“王畿”内办理同样的政事以外，并未在“天下”范围内施用治权。所以封建天下的“大一统”徒具形式，未有实质。诚然，在周朝八百年的长时期中，统一的程度先后颇有高低。在西周盛世，天子的实力较强，列国奉命较谨。此后宗周日趋衰微，到了春秋时代已呈尾大不掉的病态，到了战国就完全成为割据局面。然后就政治工作的本身看，政治生活的重心始终寄托在列国之中，而不在元后所临御的“天下”。这是封建天下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封建君主不能专政。而必须宗法贵族共政。这是宗法社会必有的现象，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周人用嫡庶之制，定天子诸侯继位之法，君主具有大宗宗子的身分，所以《诗传》解释“笃公刘篇”“君之宗之”一句说“为之君，为之大宗也”。大夫以下，既非君统，嫡庶之制，纯为宗法。政治上的地位不决于嫡子的身分，而决于个人的才智。他这个见解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我们要注意，在宗法社会当中，仕进虽不限于嫡子，而卿大夫比较显要的职位必由同姓或异姓贵族当中选任。此外的人只能充任小吏，不能和“世卿”竞选，赵翼说得好：“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俞正燮也说：“王族辅王，公族治国，余皆功臣也。分殷民大族以与诸侯。所谓与之为伍长乡吏者于其中兴之，而无美仕大权”。又说：“上士中士下士府吏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我们试观史实，就可证明。西周的大臣如周公召公太公芮伯彤伯毕公毛公祭公。东周大臣如周单刘富诸氏，都是天子同姓或异姓的贵戚。春秋各国的大臣如鲁三桓，郑七穆，晋栾韩魏赵范智中行，卫孙甯，齐国高崔庆陈，宋华向，楚斗成等也是诸侯同姓或异姓的世族。封建世卿之制从一方面看来固然是剥夺民权的不平等阶级制度，从另一方面看来也是限制君权的反专制政治制度。世卿所以能够限制君权，理由是很显明的。第一，佐政的大臣既具有世族子弟的资格，其进退任免自然不能够由君主任意决定。
第二，大臣在政治上的地位虽低于君主，他们在宗族里面的行辈也许高于君主。《康王之诰》记载康王即位时称群公为“伯父”，可为一例。第三，大臣或年高，或德劭。君主在决定大政之先，势须征询采纳他们的意见。否则一意孤行，必遭阻遏。“洪范”说国有大疑，“谋及卿士”。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又说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古史所传伊尹放太甲的事件可为一例。《左传》所记询国危的事实更不只一件。
有分治之国，无一统之政；有共治之臣，无专制之君，这是封建天下的两大特点。到了春秋以后封建政治和宗法社会相连崩坏，于是贵族衰亡，君权渐盛，列国兼并，归于一统。在这个过渡期间，社会的变动虽不只一端，而对于政治影响最大的变动恐怕第一要数因贵族衰亡而促成的“布衣卿相”的风气。封建天下的君主，受世卿辅政的限制，不失为一种上下相维之势。后来贵族没落，子弟鲜能，不足以经世治国。有为之君不得不在微贱人中别简贤士。加以权臣窃柄篡国，既得不着贵族的拥护，且为对抗他们残余的势力起见，于是大用游说之士以为自己的腹心爪牙。春秋时齐用管仲甯戚，秦用由余百里奚，楚用观丁父彭仲爽，是前者的实例。战国时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为国相，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为将，是后者的实例。这些布衣将相毫无门阀或身分的凭藉，他们所仰仗的只是自己的本领和君主的信任，然而根究起来，将相得位的直接决定因素还在君主的信任。君主不加信任，一个贤士纵有通天的本领或惊人的功绩，不转眼间就可以被投间置散，或由卿相降为布衣，甚至为阶下囚，做枉死鬼。范雎蔡泽白起乐毅都是榜样。至于怀才不遇的人更是不胜枚举。韩非的“孤愤”、“说难”不过是小鸣失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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