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春梅，女，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法学理论、调解理论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已在《二十一世纪》、《比较法研究》等多家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

　　自由主义学说为西方现代主流法学理论设定了基本的价值序列，构建起深厚的哲学基础，提供了西方文明有关法律（或法律秩序）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主导性认识。因此，解读自由主义学说对于把握整全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法哲学思想具有重大价值，其中，准确理解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消极自由概念的内涵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国内法学界对倍受争议的法学基本价值理念——消极自由概念的认识一直处于某种模糊含混状况。《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伯林法价值理论及其发展研究》以消极自由概念最著名的阐释者以赛亚·伯林的自由理论为基本线索，重点阐述了伯林的自由思想，在此基础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种理论在当代的主要发展情况，最后集中论述了消极自由概念之于当代法治主义的价值与意义，以期相对准确地把握现代法学理论的核心价值，从而有益于我们对西方法律理论的准确理解与合理借鉴。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伯林法价值理论及其发展研究》：
　　桑德尔对伯林式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本体论上的深刻批评，这种批评能够成立吗？同为社群主义的重要代表，迈克尔·沃尔泽和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的看法则大不相同。在他们看来，像伯林这样的消极自由论者事实上无需受到桑德尔（还有泰勒）“非构成性自我”（或“原子主义”）之批判理论的困扰。在沃尔泽看来，以伯林思想为代表的消极自由理论预设的自我观是一种“后社会的”经验自我观，它突出的是经验社会（尤其在开放的、多元文化竞立的现代社会）中个体所拥有的非决定论的意志自由、自主选择与理性反思的能力，而不是意味着（像桑德尔理解那样）存在一个先于道德约束、自然限制的“纯粹主体”。因此，沃尔泽认为将这种自由主义人性观视之为“前社会”的、“先验”的或“超验”的都是不恰当的。韦尔默同样认为，桑德尔、泰勒误读了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个人主义理论，他指出这种理论并不是桑泰二氏所理解的“对人类学的原子主义的一种表达”，而是“反思和解放的特定现代冲动的一种表达”。这种“自我”观并不独立于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认同、生活方式等，而是获得了对这种传统、认同及生活的一种反思的距离。因此，沃尔泽、韦尔默的阐释表明桑德尔、泰勒对伯林等的理论批评虽然不乏深刻洞见，但它却并非是完全合理的——在他俩看来，这种批评建立在对伯林式消极自由理论的某种不恰当的理解乃至误读的基础之上。
　　无论是沃尔泽“后社会的自我”阐释还是韦尔默“反思的自我”之理解都严重削弱了泰勒、桑德尔对自由主义本体论批判的有效性，从而使后二者建基于此批判之上的进一步理论主张的合理性备受怀疑——泰桑二氏在对“原子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坚持“共同善”相对于“正当”或“权利”的优先性，力图在古希腊传统的“共和主义”视角下理解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由宪政及其法律传统，从而解决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法律建构、法律实践中的无“活力”问题。他们（特别是泰勒）的核心策略是对自由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用“公民的政治参与、公共参与”这种积极观念替换自由主义“无歧视的机会自由”这种消极概念，同时用替换后的积极自由理念引导当代的法学理论研究以及进一步的法律制度改革。对此，沃尔泽与韦尔默亦承认，缺少以积极的公共参与为主导的民主政治以培养、巩固、增进社会的“共同善”，从而提供维系、支撑社会稳定的必要限度的团结心、凝聚力、认同感，任何社会要想较好地延续、发展并自我完善下去都是难以想象的。同时，片面强调消极自由／个人权利的政治、法律体系极可能导致社会大众普遍处于“拒绝”、“异议”、“分离”乃至整个地“退出公共生活”的状态中——伯林将这种状态更为直接地表述为“人人有犯错误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泛滥必将使任何社会走向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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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的缘起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内伯林研究的“初始期”
1.2.2 国内伯林研究的“全面展开”
1.3 本书的思路、方法和结构
2 伯林与两种自由概念
2.1 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思想
2.2 伯林和自由主义复兴运动
2.3 对积极自由的剖析
2.4 消极自由的特征
2.5 伯林与贡斯当、密尔
3 伯林自由概念的哲学基础
3.1 自由、宽容与一元论
3.2 客观的价值多元主义
3.3 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
4 伯林自由理论之“外部”论争
4.1 重返积极自由？
4.2 另一种消极自由？
5 伯林自由理论之“内部”论争
5.1 为消极自由而辩
5.2 自由概念的“扬弃”
6 消极自由与法治主义
6.1 消极自由概念的“家族相似性”
6.2 消极自由：自然法学的基本目标
6.3 消极自由：分析法学的真实意图
6.4 结语
后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