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50年代》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谋划开国大典、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说起，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并能体现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事件做了较深刻的解读。《毛泽东在50年代》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仅以资料的援引而非主观评价，引导读者体会毛泽东作为事件决策者所表现的战略思维。
　　国际环境的艰难与战后的穷困，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真实生存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建设一个新生的国家，其艰难程度超乎想象。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群体在全世界的瞩目之下，艰难前行，成绩卓越。而如何看待毛泽东在50年代这一段发展起点的历史，对于国家未来的方向有着难得的借鉴意义。
　　孟醒著的《毛泽东在50年代》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尽量平实客观地展现这一历史时期的建设成就与难以避免的弯路，因为这是一项在中国大地上从没有先贤实践过的事业。
　　《毛泽东在50年代》的基本观点就是，这个年代的一切方面，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毛泽东殚精竭虑要建设一个不受欺负的强大国家。正确或错误，都与之有关。

　　《毛泽东在50年代》：
　　谁能参加新政协？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第一小组的工作因为牵扯到人事问题，最为复杂。
　　当时，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一共收到30份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
　　最后参加会议的有14个党派单位，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尚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民建）、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11个党派。无党派人士是作为一个派别位列党派之中的。
　　有两个党派并没有申请参加新政协，但被安排与会了，这就是以许德珩为首的九三学社与以谢雪红为首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九三学社是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政治性学术团体，虽有政治主张但无政治纲领；台盟的成员均为台籍反国民党人士，其创始人谢雪红则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
　　此外，一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等，以“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等理由被拒绝参会。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它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其前身是中国农工社会党。1944．年的时候，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分子私下举办座谈会，随后形成了两个党内小团体，即农工社和大众社。但到1945年，他们在国民党党务部门的逼迫下，不得不自行解体。1947年，主张国内和平的这两个派别，因为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涂炭生灵，重组为中国农工社会党。这一派别的构成主要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曾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一些人，如许闻天等；第二部分是曾参加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的一些成员，如邓吴明等；第三部分是从蒋介石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如贺耀祖、陈惕庐等。该党虽然没有被接受为参加新政协的一个党派，但这三部分的代表人物都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协。当时，因为该党的主张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张重合度较高，其成立后不久，就派出人员到香港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联系，要求作为民革的一部分。对此，朱蕴山代表民革表示了欢迎，但要求他们更改党的名称。1948年春，中国农工社会党改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之后，最终并未合并进民革。孙盟在中共中央1948年发布“五一口号”前，也曾派人到苏北联系中共党组织，之后又派人到香港同中共在港负责人取得联系。其领导层确有个别共产党员。但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孙盟只在口头上表示响应，并没有发表公开声明。第一小组认为，孙盟虽有部分民主人士，对中国革命也做出过有益的贡献，甚至有些人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派别参加新政协。若有必要，可以邀请其个别代表人物参加。6月19日，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时，公开了第一小组的意见，并被大会接受。
　　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许闻天来北平面谈孙盟参与新政协事。
　　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就是李维汉，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居于领导地位。
　　许闻天到北平后，提交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工作节略》的简要报告。除介绍孙盟的组织经过和活动情况之外，并表示如孙盟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可考虑立即解散，但他希望中共能给予该盟同志以精神上的安慰。就此，李维汉同许闻天有了一次直接面谈，在建议孙盟自行结束的同时，提出其成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随后，孙盟中央及一些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在上海开会讨论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会议同意结束孙盟的活动。8月2日，孙盟在上海宣告解散。
　　当时，新华社还播发了相关消息。
　　1949年9月下旬，许闻天、邓昊明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大一部分人转入了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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