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之所以积极支持“都市研究”，有自己的打算——除了文化情怀，还有政绩方面的考量。我评论那套130卷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将其与举世瞩目的世博会相勾连：“二者的规模及影响力，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可我为何还要将其相提并论呢？就因为我从中看出迅速崛起的大上海之志向、视野与自信。”（《为何“文库”，什么“文学”，哪个“海上”》，《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这套大书是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属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背后是上海市政府在推动。政府支持的“文化工程”，好处是经费充足，缺点是限时限刻完成，大都比较粗糙。
这就涉及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政府主导的学术研究或文化活动？政府有权又有钱，办起事来雷厉风行；但如果由政府主导学术会议，会不会失去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三种可能的状态——给钱，不管；不给钱，也不管；既然给钱，当然要管；台湾香港倾向于前两种，而大陆则选择第三种。这点，在媒体报道中看得很清楚。凡政府支持的学术会议，都集中报道领导如何光临、接见与会代表、发表“重要讲话”。至于万里迢迢赶来与会的学者们，似乎反倒成了配角。
在当下中国，如何既尊重政府的出资与参与热情，又保证学者的尊严与独立性，是一门学问。我参与主办的北京、西安、香港、开封四个国际会议，有三种合作形式：全部经费来自大学（北京、香港）、大学与政府共同资助（西安）、主要经费由政府负责（开封）。即便是第三种，也只是会前放映城市宣传片，会后参观刚刚落成的书店街，还有市长简短讲话、书记热情宴请。我询问与会的国内外学者，会不会感觉不舒服？答复是：自家发言不受影响，而且，了解当下的市政建设，对自己的研究有好处。当然，这里需要某种沟通与协调的技巧：讲清楚会议的宗旨及听众的趣味，帮助领导恰如其分地表达。至于会议期间的新闻报道与会后的出版论文集，则分而治之，井水不犯河水，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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