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就是喜欢看到田园牧歌式人物(无耻地说他们就是下层阶层的象征)看似“悠闲”、“惬意”、“和谐”、“无忧无虑”的样子,借此来粉饰太平,麻痹、欺骗下等阶层,让他们自己安心地攫取各种特权和利益,确认自己可以继续保证自己地位的稳定性和长久性。《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里的麦琪便成为了他们实现这一目的的又一个“牺牲品”。又譬如,被各种哲学和美学理论包装,似乎可以直接表达“意志”本身的古典音乐,更是得到了中产阶级的大加推崇。音乐厅、客厅里的各种声乐、器乐演出,在不断地再现着古典音乐和古典音乐家的“伟大”和“超凡脱俗”,再现着它“超验性”的理想。和当时最顶尖音乐家李斯特、瓦格纳等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音乐家克莱斯默,自然成了这一理想最好的代言人。
然而,吊诡的是,这些音乐却本身固有着四个潜在的、反建构、颠覆性的特征,譬如音乐与歌词的过分“联姻”、听觉表演与视觉景观的不可分割、旋律美感追求与感官取悦之界限的混淆、音乐中包含情感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在性别和阶级差异日益突出时,这些颠覆性特征就会暴露出一种或者多种,并且常常以一种尤为突出的方式显现。譬如,当歌词文字被“剪辑”时,宗教音乐可能瞬间变成亵渎神灵、纵情纵欲的世俗音乐,反映它的“世俗”本质;田园牧歌式音乐则可能变成充满“城市”中产阶级情欲气息的音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