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泰国自闭症中心：来自遥远星球的孩子
1、穿大鞋，寻找安全感
在泰国做义工的日子里，每天除了上午在日照中心教英文，下午还要去芭堤雅的盲童学校和学校里的自闭症中心陪同那里的孩子玩耍游戏。
站在盲童学校自闭症中心的屋外，透过铁窗我向内探望。我问自己，什么是孤独症（自闭症），为什么他们又被称为遥远星球的孩子，这是怎样的一种疾病，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疾病。因为正如每个人都可能是神经病，只是程度轻重不同罢了，每个人都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只是有的人是内在缺陷，有的人是身体障碍，有的人稍稍不幸，两者皆有。
屋里没有什么桌椅，只有20个孩子，统一穿着黄色衣服、深蓝色的短裤，散在地上乱七八糟的玩具，红的、黄的、绿的。孩子们散落在屋子的各个角落或者中央，没错，是那种弱不禁风的散落，如同一片片枯黄的叶子从树上坠下。有的头朝下趴在地上，纹丝不动；有的直立坐着，摇头晃脑；有的双手摊在空中，不停地原地转圈，诸如此类。
先前我在尼泊尔同自己说过，这个世界上，原本是没有安全感这种东西的，都是人类自己臆想出来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容易患得患失、放眼于未来，比如以后我应该去哪里，以后我应该从事什么行业，以后的我会是什么样子，以后的我们会不会在一起，以后我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后我的银行存款要达到多少才足够，我的房产要遍布几处才算充足。于是，无数种不确定性便扑面而来，撞得我鼻青脸肿晕头转向。这当然是不确定的呀，除非我是神婆预言家。接踵而来的是恐惧和焦虑，强烈的不安全感便由此滋生蔓延开来。我便顿觉自己缺乏安全感，黑夜里辗转反侧，白昼里神情涣散，伴侣稍加怠慢，自己便幽情肆虐；没有伴侣的则越发渴望那个填补自己内心空洞的人出现，日日夜夜刷微博看电影，臆想着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如期而至，但即便出现，也终将因为那个空洞而溃退远去。我只得再次陷入安全感缺失的恶性循环中。
“未来是害怕的根源，谁不顾未来，谁就天不怕，地不怕。”米兰·昆德拉同样如此说过。
既然驾驭不了虚幻，就不如脚踏实地放眼当下，因为远方有时候遥远得一无所知。当下的事情是否做完，可曾尽力做好？当下的人可有认真对待珍惜？当下的天空是阴霾弥漫还是艳阳高照？顿一顿，想想当下的人、事、物，恐怕比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来得更真实重要。
英文叫“be in the moment”，中文称为“活在当下”。明天的昨天，不就是今天吗？低头盯住双脚踩住的土地时，安全感这种概念也就自动消失了。
但当我向内观望时，我不禁质疑起原先的观点。这些孩子呢？他们如何能够看见双脚踩住的土地？双目失明再加孤独症，如何去看、如何去感受、如何去付出、把握或是自我调节？仿佛一阵狂风袭来，那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开始随风鬼魅般地晃动，在我瑟瑟发抖的心里摇摇欲坠。
我注意到一个女孩，双眸瞪圆清澈，名叫Pai，患有弱视、轻度的自闭症，除非将物体摆放得很近，否则难见具体物象。相比起来，她算是这群孩子里稍显活泼的了，尚能并且愿意四处走动，感受到我在身边时，便会张开双臂凑上来期待我将她抱起，紧紧揽在怀里。
一次，不，应该是第三次了，我发现Pai特别喜欢穿我的鞋子，整整比她的小脚长大半截的大鞋。只要趁我不注意，她便将我搁在一旁的鞋子套在自己的脚上，被我发现后冲着我“咯咯”地笑个不停。对了，几乎所有的盲童穿鞋，都是先蹲下身来，四平八稳地坐在地上，双手四处找寻着，然后再将鞋子给自己套上。我是早就习惯了直立着身子穿鞋子的，哪里有机会俯下身子甚至像他们那样，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摸索自己的鞋子。
鞋子在哪里，这是他们现实生活里的不确定性，真实地来源于外部。那么当下的他们会有不安全感吗？Pai穿上大鞋子的那一瞬间，是怎样的心情呢？为何每每在穿上大鞋之后她都会笑得如此灿烂？
那一瞬间，那双白皙的小脚是否感受到了大鞋宽厚坦荡的包裹，从而内心的空洞得以填补，安全感顿生呢？
可是我不是说根本就没有安全感这种东西吗？
或许，正是因为我有耳可听，有眼可观，有鼻可闻，有嘴可说，有舌可尝，有手可触，方法途径具足，我还有什么不应该满足的呢？相对于他们那个黑暗不可测的世界，我还敢自称安全感强烈缺失吗？
毕竟，安全感仅仅只是一种主观情愫，由内而生。如同这个世界上，有人为攒不够钱买不到房唉声叹气，有人为老板上司劈头数落耿耿于怀，有人为千里马难遇伯乐而自怨自艾，有的人又为毫厘的得失而锱铢必较。没有外在的光可以照亮我，唯有我自己内在升起的光芒，才能够照亮我自己。
可是我慌神了。他们呢，这些身患孤独症又失明的孩子，他们的眼前一片黑暗，内在的光亮又从何而来？
Pai又趁我不注意穿上了我的鞋子，“啪嗒、啪嗒”地踏在地上，笑着向我走来。那笑声，大抵是从她内在那个神秘的世界里漾出的吧。
2、差点儿被孤独症孩子撞哭
站在自闭症中心的门口，我常和自己说，是时候真正走进这间屋子了。里面的孩子，有一部分既患孤独症，也双目失明。
任何一种呈现，都来自于我自己的认识，先认识我自己，再去认识他人。
于是我悄悄地走了进去，放下包，找了个地方坐定。
平均每1 000个人当中就有6个人患有孤独症；平均每150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是类孤独症患者。他们害怕人群，害怕孤单。
除却孤独症孩子的共同特征，如显著的口语沟通障碍，显著的社会互动障碍，以及有限、重复、不正常或者一成不变的行为，患有孤独症的孩子，个体表现差异很大，没有定则，也没有模板：喜爱转动物体，不喜欢目光的接触，经常莫名其妙地大笑，对真正的危险毫不恐惧，不喜欢被拥抱，对身体所受到的痛楚没有明显感觉，不正常地依恋物件，过度活跃或过度安静，没有理由地极度忧伤，对玩具不感兴趣，极度迷恋自己的手等等。
我望了望四周，孩子们各自重复着自己的活动，对我并不感兴趣。Pai坐在角落里自顾自地堆着积木；左前方的角落有两个小女孩将自己裹挟在草席里，一动不动；右前方的角落有一张桌子，一个4岁的男孩趴在桌子上，勾着腰，以头为着力点顶着桌面，口水从嘴里淌了出来；桌脚斜躺着一个皮肤白皙却又枯瘦如柴的女孩，偶尔她会嘶叫一声，瞬间直立而坐，睁开空洞的双眼，约莫两分钟后，又若无其事地躺下去，合上眼睛；我的斜前面站立着两个男孩，嘴唇微启，不停地晃动着脑袋。
我并不会因为看到这些而感到恐惧，因为我读尽了我能够找到的所有关于自闭症、孤独症的资料，眼下他们的行为无非是孤独症症状之一——对某一动作的重复；其他的包括社交能力的缺失，如面部表情、目光交流、社交语言的缺失，如缺乏自发性地与他人分享感情的能力；沟通能力缺失，如语言能力发展缓慢，甚至完全没有语言能力，如使用重复的语言，又如即便能够交流，也缺乏持续交流的能力等；而对于一个孤独症患者的鉴定，起码需要具备四项特征，不能够捕风捉影到一种便对孩子盖棺定论。
我想，这个世界上，除了日常生活的对话交流，应该是存在其他交流方式的，而每一种或是清晰可闻或是微弱难辨的语言，都是一种心理活动，会有另一种心理活动来应答。
于是我开始哼起小曲，没有任何歌词的旋律。
慢慢地，一个5岁模样的小女孩向坐在地上的我扑了过来，甚至干脆坐在了我的腿上，使劲地搂住我。大眼睛，门牙稍微有些歪斜，她的名字叫Pat。我琢磨着，她应该是喜欢我的调子，遂顺势回搂住她，以此拉近距离，在她耳边轻轻地哼着。
旁边那个总是低头不语时常摇头的男孩循声脑袋向我这边倾斜着，我注意到了他的这个细微动作，于是用左手握住了他的手，凑近他的耳旁哼给他听。
瞬间，他的嘴角有了一个极其细微的变化。我看见他的嘴角微微地拉成了弧形，他居然咧嘴笑了。
我对自己说，是的，一定会有办法走进他们的内心，或者一定会有沟通的桥梁。他们纹丝不动地坐着也好，躺着也罢，都是有各自独立的内心活动的。而那种起起伏伏的波动，甚至比一道光波或者电波都要微弱难寻。
因为它存在，因为他们只是和大部分人不同而已，所以我要跪在地上去摸索那根牵引着我进入这些孩子世界的绳索，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和他们交流，然后再静悄悄地走出来，告诉大家，他们真的只是和我们不太相同，仅此而已。
Pat跟我一起哼着 “啦啦啦啦啦”的小曲儿，她的节奏感很好，尤其当我哼着《Gingle Bells》的曲子却因走神而停顿时，她竟然毫无偏差地接了上去。有资料说失明的孩子大多乐感不错，但眼下的他们，不仅仅失明，还多多少少有着程度不同的孤独症。
公众或者媒体报道的刻板印象大多停留在孤独症的孩子是天才这一点上。是的，但恐怕也就只有爱因斯坦和牛顿这两位轻度自闭症患者名留青史。
而失明的人里，的确是有瞎子阿炳作《二泉映月》，也有海伦·凯勒挥笔写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更有现在的周云蓬老师自己创作的真实、质朴、美妙的旋律。
但大多数失明的人，都是散落在这个社会某个角落的一抹难被人察觉的暗色。
Pat看上去很开心，搂住我脖子的双手偶尔会缩紧，我觉得那是一种缺乏爱的表现。
我忍不住亲了她的脸蛋，以示喜爱。Pat遂将嘴凑近我的脖子，我以为她是懂了，想要回吻一下，自是略带成就感地很高兴，觉得自己哼小曲儿的功夫没有白费。
但她并非是要亲吻我，而是紧紧地咬住我的发丝，使劲地往后扯。我听到了自己头发“嘶嘶”的断裂声。
一次，两次，三次，我尚能忍受，因为小孩子的力气并不大。次数越发多后，我的头发被她扯掉了一把又一把。
我强烈地感受到了Pat胸中有股愤怒的情绪，可是那种情绪从何而来，又将流向何处？前一秒她不是很欢喜地和我一块儿哼着小曲吗？
在我最后一次试图挣脱开时，她干脆用自己的脑袋，对准我的脑袋猛烈地撞击了一下。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眼泪差点儿溢了出来。而她仿佛释放完了心中的情绪，风平浪静了许多，坐在我的怀里不再说话。
半晌，我才缓过神儿来。我稍微扭转了脑袋，扫了一眼四周。角落里有个患孤独症的小女孩，这时脸色失常，手舞足蹈地喊叫了起来。
我右手将她搂在怀里，左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呆坐着。她将自己的脑袋塞到了我胸前，如同一只温顺的绵羊。于是我继续哼着，只是，那声音随着视线的模糊也略微颤抖起来。
后来，我回到房间，合上房门，拉上窗帘，关了所有的灯。找了根黑丝带，绑在头上，遮住了双眼。
我摸索着去寻找叠好的衣物，结果踩翻了搁在墙角的精油灯，我试图去洗手，不料一头撞上了雪白的墙壁。
傍晚我掀开黑丝带，一首一首安安静静地听着周云蓬的歌，直到泪流满面。
周云蓬闭着眼睛写过一首歌，叫《不会说话的爱情》：
绣花绣得累了吧·牛羊也下山喽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
解开我的红肚带·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我眼中荡开
……
日子快到头了·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
你去你的未来·我去我的未来
……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重新回来
他曾经在柴静的采访里如是说：“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柴静说：“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像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觉得自己先前就是一个盲人。是大半年一路来的磕磕碰碰摔得我逐渐睁开了眼睛。第一跤摔得我跌到最底处，学会了抬头仰望，谦卑地做人；第二跤我磕到了一块大石头，硬生生地疼，我咬着牙，知道了时不时需要向后探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以及走路的姿态，或丑或美都需要我自己去亲自审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面有好多身影在晃动，趴在地上的，缩在角落的，直立着在原地旋转的。
我惊悸地半夜醒来，拉开台灯，从冰箱里翻出一瓶水大口大口地喝着。
台灯的光亮将我的影子拉长在墙壁上，黑夜里显得兀自的单薄。
3、来自遥远星球的孩子
孤独症（自闭症）患儿又被称为遥远星球的孩子。他们的躯体降落于地球，静静地旁观着这个世界，却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因为长期在盲童学校的自闭症中心做义工，这些遥远星球的孤独症患儿拉近了我和这个星球的距离。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上，很多基本的东西并非是人人都需要的。比如一块手表，对于我来说是用来清楚地告知每时每刻。对于这里的盲童来说，却并非必需，只要头顶一声吃饭时间的铃响，他们就会兴奋地从地上爬起来，相互牵引着走向饭堂。
只是，现在的人不仅需要认识时间，更需要知道认识时间的这个载体是不是出身于百达翡丽、欧米茄、江诗丹顿、卡地亚等家族。这真是人类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伟大发明——分类标志。
我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上，很多基本的概念，也并非普遍简单地适用于每个人。
一个盲童问：老师，什么是蓝色？我心里微微震颤，顿了顿说，蓝色是大海的声音，蓝色是我触碰到海水的一瞬间，蓝色是我心情低落时的感受，蓝色是薄荷糖入口时的清凉感受。但是老师，什么是颜色？什么又是蓝色的铅笔？
这就是他们的世界，很多在我眼里看似重要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却微不足道。而很多在我眼里不值一提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则神秘无比。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泰国恒久不变的烈日高挂在上空，空气里黏人的气息让我浑身不适。我提着些甜点和往常一样走进了盲校。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自闭中心教室里的那个男孩。
推门而入，大约20个孤独症患儿在教室里的空地上各自活动着，或者应该说，是各自画地为牢地重复着自己的动作：原地转圈，盘腿直立，抱头蜷缩在墙脚。
扫视了一圈屋内，我注意到了那天在我旁边欢喜地听我哼歌的男孩，于是径直向他走了过去。
他的名字叫Sonti，15岁，双目完全失明，并伴有自闭症。我见到他时，他要么是一个人低头独自坐着，要么是自我陶醉般地晃着脑袋，寻求着感官刺激。
我放下包，蹲下身，坐在他身旁哼起歌，显然Sonti听出了我的声音，往我这边挪了挪，我顺势握住了他的手。他蓦地抬起头，我又看见他的微笑了。Pai听到我的声音，也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张开双手往我身上蹭。
我递给Sonti一块饼干，示意他这是点心，可以吃的。我看到他先是放在鼻尖闻了闻，然后将一小部分送到了嘴里。然而，他拿饼干的姿势却有别于其他孩子：用两只手的大拇指、食指以及中指指尖小心翼翼地夹着那块饼干，无名指和小拇指弯曲地翘了起来。有点像兰花指，但一个小小的手势，便透露出他内心安全感的缺失。
因为失明，所以对眼前的事物会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性，总是以试探的姿势去接触，去感受，这是大多数失明孩子的共性。
对于自闭症，我若是希望减少他不停摇头的动作，就得增加他另一方面的动作，有增加才会有减少，是需要平衡的。
想到这一点，我便主动扶Sonti站立起来，示意他去走动走动，他低着头害羞地笑了笑。
我的左臂伸过去扶着他的左臂，右臂搂着他的右肩，我们就这样慢慢地前行着。下意识地，我忽然觉得他虽然长期不说话，但听见我哼小曲的声音却也有微笑的反应，这是否说明他有着认知或者交流的意愿呢？只是，长期以来，没有人真正地给过他细微的关怀罢了。
我没有上过任何心理学的课程，只是凭感觉，或者说，凭着我的心在感应，他需要认知。
于是我将他带到道路旁边的树丛，慢慢地让他去触摸以及感知垂落的树叶，并用泰语问他，这是什么，喜欢吗？
Sonti先是小心翼翼，后是一把抓住。忽地，他说，喜欢。而他也一直低着头，这俨然是信心不足的表现。
在Sonti开口说话的那一瞬间，我莫名的激动、欣慰，还有欢喜。这至少证明我的直觉是没有错的，这个孩子之所以封闭自己，应该是早期失明阶段缺乏关爱，缺乏指引所致，虽算不上全部原因，但至少也是大部分。
我和Sonti继续绕着圈子在盲童学校转悠着。我见学校里的游泳池有些盲童在游泳，便主动带着Sonti走进了游泳池。
我让他先坐在岸边，只将两只脚浅浅地伸入水里。我静静地蹲坐在他身旁，仔细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我想知道他对水的反应，因为在法国，水疗也是一种治疗孤独症的方式。不到3分钟，我便看见Sonti的面部有些许反应了，那是一丝淡淡的微笑，其中掺杂着惊喜、胆怯与好奇。我低下头，问他喜欢吗？他答，喜欢。我再问，想游泳吗？他答，想。总是很简短的表达，但对于我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望了望四周，向一个美国义工问道，是否可以让Sonti换上救生衣，然后下水。他点点头，说放心，会照顾好Sonti的。
就这样，我看着Sonti换上救生衣下到水里，本以为他会像其他孤独症患儿那样兴奋得大喊大叫，可他却像在作水中冥想，一声不吭、一动也不动地浮在水面上。后来几次，Sonti都是这般漂浮在水里一个小时。他是对水中的这种特殊感觉紧张戒备，还是依托于水面找到安全感后的放松？现在的我终究无从得知，只有匆匆记录，日后再作
思考。
最后一天，我离开盲童学校时，坐在车上，远远地就看见了Sonti独自走在道路上。“砰”的一声，他的头就这么毫无防备地重重撞上了停靠在道路边的汽车尾部。
坐在我身旁的一个英国义工不禁感叹道，上次她在盲校门口，看见一个盲人就靠着自己摸索着过马路，路边没有任何按铃式的红绿灯设施。
另一个丹麦义工也插上话了，在她的国家，盲道随处可见，十字路口还专门设有为盲人辨向的音响设施。
他们你一言，我一句，我反倒有些说不上话来了，只能静静地听着，点着头，尽可能地吸收着西方国家是如何为身体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环境的。先前有一次，我帮记者作广州亚运会的报道，无意中看到包装工程里用油漆涂抹地面假装为盲道的图片，顿觉无奈。
什么是无障碍环境？我不禁感叹花如此巨额的资金去打造地标、树立城市的国际形象，有时可能还比不上将这些细节做到位——是否真的将纳税人的钱用在了实实在在的地方，是否真的为那些需要帮助、关怀的老百姓提供了便利。
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公共建筑物的入口台阶是否有相应的坡道，采用旋转门的建筑物是否有专门的盲人通道，公共厕所是否设有带扶手式的坐便器……
这些都是公益的细节，如若不是亲身经历，眼见这些孩子，是不会注意到他们的需求的。义工旅行，因为经历，所以懂得。
4、贫民窟的“绘画天才”
我问我自己，什么是孤独症，为什么孤独症患儿被称为遥远星球的孩子，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疾病？
我问我自己，什么是贫穷，贫民窟又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这个社会上有的人家徒四壁，有的人香车宝马？
这些概念终究是二手的，直到一天，我亲眼所见所闻所感，方才真正地将一个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到了内心深处。一如体制有问题，可是体制是什么，说到最后，它就是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我是怎样，这个组织就是怎样，以及这个国家社会就是怎样的。
2012年3月6日，我作为泰国雷神父基金会的老师，对一位4岁的来自当地贫民窟的学生进行家访，却不经意发现了这样一个家庭：家庭成员有49岁的父亲、39岁的母亲和3个男孩。据父母介绍，老大老二分别是12岁和9岁，均患有孤独症，老大和奶奶居住在另一个城市，4岁的老三是个正常的孩子，和老二及父母挤在贫民窟狭小拥挤的房子里。
我环视了一圈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电视机了。一张凌乱的大床常常是睡着四个人——两个小孩，两个大人。吃饭就是随便在地上铺一张塑料纸，然后摆上饭菜，但三个人也吃得其乐融融——老二因孤独症的缘故，很少会出现在“饭桌”上。门口有个简陋而原始的厨房，各种原材料堆在墙脚，父亲说，就是靠做这些小吃，整个家庭才得以维持下去。
泰国文化里，男子很多时候都会待在家里，单靠女子在外挣钱养家，而这个家庭有个孤独症患儿，父亲也就更得整天待在家里守着他，所以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就只能通过母亲用双肩挑起沉重的担子，顶着泰国常年不变的烈日沿街叫卖自制的小吃讨生活。
通常这个家庭的月收入为4 000泰铢左右（人民币800元），扣除每月1 000泰铢（人民币200元）的房租、生意成本以及4个人的生活费，我想，恐怕是难有剩余了吧。
我看着眼前的老二，9岁，名叫Duidui，几乎不与外人交流沟通，见到陌生人总是把自己包裹在被子里，或是躲在柜子里不肯出来，时而也会上蹿下跳到处奔跑。
尽管如此，我却发现，这个9岁的孤独症患儿有着异常的绘画天赋。他父亲说，Duidui从两岁就开始在纸上涂抹一些线条，直到7岁去基金会才开始接触到纸笔，开始正儿八经地在A4大小的白纸上画画。望着上百张Duidui过去两年里的画，我将它们分成了3类并逐一拍照：一类是Duidui涂鸦的电线杆（大约120张），第二类是Duidui画的生活卡通（大约40张），第三类是Duidui早期画的线条。
我无意中看到了Duidui作画时判若两人的全过程：他瞬间安静下来，在屋子里转悠着，发呆几分钟，然后搬起板凳和小桌子一声不吭地在另一个安静的角落独自坐着，“啊啊啊”地自言自语，然后埋头专注地用笔在纸上画着。
Duidui画完后，我凑近一看，顿时惊呆了。他并非不说话，只是他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自己的感受。那幅画的大意是：一天，Duidui和他的弟弟看见了一个长条形的东西，他们俩都觉得很好奇，接着还有点儿害怕，后来当Duidui在家附近的大街上玩耍时，又看见那个长条形的东西，一溜烟就跑掉了，周围的邻居都远远地望着他。这个长条形的东西应该是我手里的DV。
类似这样的组图故事还有很多，而描画人物的笔法已是自成一格，尤其是人物面部表情的刻画。
然而，Duidui画得更多的还是街上的电线杆，几乎都是以俯视的角度来描画的。我把拍摄的视频发到网上，热心的网友看罢Duidui的电线杆组图后评价说，从画中看，笔锋锐利而内勾、条理清晰、构图具逻辑性、画风随意而纠结纷呈。笔触和构图都表现出对有规律或者机械的事物感兴趣，若果真患有自闭症，也应该是高功能型。
上午10点半，Duidui的母亲独自挑起两个沉重的担子，里面满载着卤鸡蛋和成包的泰国小吃，沿街叫卖。我尾随着她，此时气温高达36摄氏度。
接下来的7个小时里，我跟着她走过了贫民窟、施工工地、月租低廉的泰国居民区、水果市场、菜市场，也曾和她一同坐在7–11便利店门口乘凉，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才能免费地吹到凉风，也看着她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地卖着，一个鸡蛋7泰铢（1.4元），一包小吃10泰铢（2元）。当然，整个过程中，未见到类似城管之类的人出现强行砸摊或者追打之类的事。
What a life！我数次悄悄哽咽。
之后我问她，一辆手推车多少钱，她说，2 000泰铢（400元人民币）。我沉默了半晌，打量着这样的一个家庭，是难有多余的钱去添置一辆手推车的，更别说多买些颜料画笔和白纸给Duidui了。
于是我回去后便在网络上发文义卖募捐，幸而筹到了足够的钱为他们添置一辆手推车，多买些白纸和画笔。
同在基金会的一些欧美义工感叹着我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我摇摇头说，改变不了，他们依旧生活在贫民窟，依旧靠着微薄的收入继续生活着，孩子依旧是孤独症患者，不会与父母说话。但我能够做的，只是让他们不至于如此困难地靠着一个女人用双肩挑起的担子生活。
我一直以为，爱是不分国界的。其实，任何人都是可以影响并且改变这个社会的。
……
展开
——旅游卫视制片人 刘航
每一次旅行都是人生的高潮，用旅行丰富自己。多年以后，你会发现，出发就都是对的。
——蚂蜂窝联合创始人 吕刚
青春之心，遭遇苦难之人，内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300多天的义工之旅，5个国家，8个义工项目，安芯说这特别的经历帮她“找到我自己”。“我自己”是什么呢？我有些好奇，也许我们一辈也解释不清这个问题。但是，行走者，行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能会比别人更真切一些，丰富一些。
——壹基金秘书长 杨鹏
很多人想过去把握命运火车的方向，但更多的人则安于现状，而青春年华的安芯却把自己交给了那不可预见的未来……她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时候，身份只有一个——“义工”，生命从此大不同。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发起人兼院长、壹基金发起理事 周惟彦
年轻，就要追逐自己的梦想。安芯是一个勇敢的人。
——多背一公斤活动创始人 安猪
义工旅行觉者生涯，一念勘破万般放下；走向世界融入自然，脱胎换骨大爱无疆。安芯行者体悟归来，灵山拈花笑而不语。
——北京和平寺主持 德禅法师
真正的用心和灵去行走，让这个世界变得温柔、平易近人。
——云南信息报公益周刊主编，云公益传媒研究院执行院长 郭敏
去思考、去体验、去旅行、去公益，安芯的自发行动，恰恰代表了中国80后、90后年轻人走向世界、重建世界观的一股正能量。
——城市画报副主编 刘琼雄
我们因为有太多欲望，并且只满足于安稳而儒弱的生活，所以生活多数是单调、自私而又循规蹈矩，生命因此也缺少自在与舒展。但1989年出生的女孩安芯，却以她300天的环亚洲公益旅行告诉世人，生命其实有太多的可能性，行动可以为想象力插上真实的翅膀——只要你足够勇敢足够善良并且热爱自由。旅行与为善为什么不可以融于一行？安芯的汶川行，我记得是她边走边记录，用明信片为受损家庭筹款。安芯的印度行，去追寻特蕾莎修女的精神，去做临终关怀义工…….
每次听到她旅行的讯息，都令我会心而笑。因为我会想起她当初打动我的一件事，她想来南方周末实习，于是写了满满一文件夹对报纸、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梦想与改善计划。就是这个细节，使我相信，她有梦，并可行之弥远。
——腾讯公司综合资讯部新闻中心副总监 傅剑锋
我？我。行？行。我行？我行。我动？我动。我行我动？我行我动。以行走求解，贯穿于始终。
我想到了一件小事。当年安芯她说要去西安参加模拟联合国比赛，通宵达旦地准备材料，自带DV，全程跟拍，她在行走，她也在记录，从始至终。
两年后，她说她她要去义工旅行。我想，义工旅行不但要吃苦，还有风险，一个女孩儿，独自去奔走，这又需要怎样的苦情苦意？但她一直在坚持、在困难面前不退缩、认定目标义无反顾地追寻和全媒体多技能地广泛记录。这是有意味的可行可动的人生仪式。
人生有很多仪式。从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到去逝离开这个世界，伴随一个个仪式，人生完成一个个阶段，凝成一次次总结。思想因此成为奔走，生命树起一块块纪念碑。
作为人生的界点，成人，表明一个生命确立了在社会的地位：赢得权利，肩负责任，报效社会。从这里开始，让思想变为行动，去奔走吧！
——高级记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喻季欣
义工旅行既是探索真实自我的绝妙方法，也是收获内心幸福的重要途径，尽管在行走和助人的过程中会遭遇艰辛与挫折，但每个参与其中的人终究会取得意想不到的心灵成长。安芯通过她一年义工旅行的独特思考与深度体验，向我们展示了生命中更多新的可能性，只要你怀揣着一颗接纳的心勇敢出发，广阔多元的世界就在你面前！
——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 刘海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