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9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8辑中，作为蒋光慈的“佚信”刊载了蒋光慈的《读了（穷汉的穷谈）之闲话——致郭沫若先生的一封信》（原载《猛进》周刊第47期，1926年1月29日）。信的日期署“11月4日”。这是《穷汉的穷谈》被《洪水》第1卷第4期刊载仅三天之后的事。蒋光慈在这一天在上海民智书局购买了《洪水》，读了《穷汉的穷谈》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他对郭沫若尽情地称赞道：“你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家，你的见解与众不同；你深明了社会的真相；你向穷汉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个——表示很深切的同情。”据信中透露，蒋光慈以前从未与郭沫若见过面。蒋光慈与郭沫若相见，并参加创造社是后来的事。郭沫若在《续创造十年》一书中提到，大约是在1925年底或1926年初，郭沫若接受了瞿秋白和蒋光慈的来访，他们就与“国家主义”者的论战等问题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长谈。瞿秋白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主席团成员之一，主编《向导》、《新青年》月刊、《热血日报》等。郭沫若与瞿秋白会面一事作为他首次与共产党领导人的会面而闻名于世。不用说，这里促成郭沫若与瞿秋白见面的人物是蒋光慈，而起因则都是源于郭沫若的《穷汉的穷谈》一文。蒋光慈1924年从莫斯科回国后，经瞿秋白的推荐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员，教授世界史和俄语。恽代英也曾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将《中国青年》与郭沫若联系到一起的也有可能是蒋光慈。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