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也是学校领导的传统作风。在清华担任校长17年的梅贻琦先生，以“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以事实为出发点来办学，注重求实研究的风气，倡导“沉潜治学、朴实无华、不尚标榜、不尚宣传、诚诚恳恳、实实在在地研究科学”；加上自身有着“寡言慎行，言必信，行必果”的风格，他这一任期对清华形成严谨求实的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院系调整后的1952年12月，原来清华中文系学生、“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蒋南翔回到母校出任校长。他虽然已无法改变清华改为工科大学的局面，但他一面以大学是文化中心、不能只有现有专业的书籍为由“扣留”了30万册文科图书；一面力拒苏联专家把清华办成水土电专门学院的主张，从中国与清华的实际出发，提出创建新技术专业、理工结合发展应用理科的意见。他尊重苏联专家的正确意见，加强了教学实践环节，还倡导开展“真刀真枪毕业设计”。这些都有益于学生面向实际、勇于实践。在学校工作中，他经常宣讲“基层出政策”的道理，依据清华的实际决定工作方针。他主张继承老清华的好传统，对于学苏联，则强调要学习先进的东西，但不能照搬，同时还要学习英、美等国有用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面对极“左”思潮，他提出要把清华园的“围墙”筑得再高一些，要开“万人顶风船”。蒋南翔担任校长14年，对清华形成良好的实事求是校风起了重要作用。
这种求实的传统在一代代清华学子中得到传承。1980年3月，由化72班提出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不仅在校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新的历史时期，清华把实事求是的作风表述为：“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不唯洋，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相信有更多的清华人，会成为新一代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实干家。
勇于求新
在清华大礼堂的南墙上方悬挂着一个匾额——“人文日新”，这是清华的校箴，体现了清华人的勇于求新、不断求新的精神。
“人文日新”可以理解为三层意思：其一是自身的文明要与日俱新；其二是通过自身的人文过程促进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和学校的建设；其三是要肩负起化民成俗、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责任。“人文日新”的着眼点在于“新”，在清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是贯穿着对求新、创新的追求。清华国学院所遵循的“古今贯通，中西融会”的学术范式、王国维的“历史新证”就是一种治学上的创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朱自清为主任的中文系率先把新文学纳入教学轨道，则是一种教育上的求新。这种求新精神在当今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清华首届突出贡献奖获得者黄克智院士是求新、创新的典范。黄老师50岁研究断裂力学，60岁探索智能材料力学，70岁开拓应变梯度塑性理论，在75岁之后，开始纳米力学的研究，现在他年近八旬仍然每天凌晨4时起身开始探索性工作。这种求新、创新的精神在清华人身上不断传承发扬。1982届毕业生、水利部水资源研究所所长、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对此的体会是，“回顾20年的成长经历，使我最富有成就感的可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创新’。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必须坚持服务祖国、服务人民，在求实的基础上创新”。
追求卓越
“跳起来摘果子”正是对清华人向世界一流目标奋进的生动写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便是清华师生追求卓越精神的集中体现。
清华在改为大学后一直坚持高标准。首任大学校长罗家伦坚持教育独立和学术的高标准。他把延聘名师作为“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为了提高清华的教授水准，在原来55名教授中只发了18份聘书，同时把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名教授请进学校，强化了追求高标准的氛围。老清华“DoYourBest”(尽你所能)的口号深入人心。
自我激励、追求卓越的心态在清华是很普遍的。朱自清先生是一位追求卓越的典范。他在1942年写的《论自己》中说：“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真算好……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往最好里做去。”后来在病重时体重不到39公斤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讲学、坚持读书，还制订了“每天轮流看一本英文书和中文书，利用休息时间读诗的计划”，做到了生命不息，耕耘不止。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他的人品和学问都受到广泛的赞誉。吴良镛院士在《与研究生谈治学》一文中讲的第一条就是要高标准要求，强调“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许多新人初到清华工作时，也常常受到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力量的推动。一位新调来的教授曾对我说，与清华人接触，第一个感觉就是老师、学生心气都很高。大家都以世界一流的名校作为参照系，做起事来便给自己施加了压力，都特别能吃苦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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