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知名媒体人、作家许知远出走远方，悠游他国，从亚洲喜马拉雅山山麓的文明古国印度到非洲尼罗河河畔的文明古国埃及，从冲突不断战火连绵的巴以地区到雄踞北漠大国依旧的俄罗斯，从共产主义、柏林墙、海德堡岁月的欧洲到传统、教养、自然、安静的剑桥……这部作品首先寻求的不是恐惧，而是愉悦与知识。作者像是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与丰富，跳出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
自序：拙劣的旅行者
很少有比我更拙劣的旅行者了。
2002年3月，我第一次前往纽约。距离两架波音飞机撞击大楼的事件不过半年，我却没想起去看一眼世贸中心遗址，把很多下午时光扔进了拥挤不堪的史传德二手书店。这所城市的悲伤、震惊、韧性、犹太面包房的香味和中央公园里的阳光，我都记忆不清了，发霉的纸张、腻腻的汗味、高高的书架，还有收银台前那个胸部丰满的姑娘，倒是从未忘记。
2004年5月，我在巴勒斯坦首都拉姆安拉的街头。阿拉法特正处于垂死状态，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至此，他们要捕捉一代传奇的落幕、伴生的虚空与躁动。在同事拍摄的一张照片里，我站在混乱街角的一根电线杆旁，心无旁骛地读一份《纽约时报》，身边是表情亢奋的人群。《纽约时报》的记者就在现场，我浏览的这篇报道所描述的，不过是身边的场景。
阅读是一种逃避。真实而巨大的纽约、悬而未决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无措，甚至心生恐惧，而书籍、报纸提供秩序、节奏与边界，多么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页边终止，只要跳过几页，就掌握了历史的结果。
我忘记自己是怎样逐渐爱上了旅行。在行程中，我能控制自己的烦躁不安，试着观察陌生人的表情，和他们交谈，品尝他们的食物，进入他们的客厅，倾听他们的往事……2011年1月，我坐上"突突"作响的三轮摩托车穿越班加罗尔的小巷时，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旅行。我期待自己像是浮萍一样，从这条河流漂到那条河流。
但我不是浮萍，无根的自由带来的喜悦也注定短暂。书籍是一种逃避，它让你回避现实的失控，旅行也是。它经常是智力与情感上懒惰的标志，因为无力洞悉熟识生活的真相与动人之美，人们沉浸于浮光掠影的新鲜感，以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不过是在重复着旧习惯。异质的声音、颜色与思想，没能进入他们的头脑与内心，不过是庸常生活的小点缀。
旅行更深的意义是什么？是加缪说的吧，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惧。旅行者远离了家乡，一种模糊的恐惧随之而来，他本能地渴望旧环境。正是在恐惧中，你变得敏感，外界的轻微变动都令你颤抖不已，你的内心再度充满疑问，要探询自身存在的意义。人类的所有知识、情感、精神世界，不都因这追问而起？
我期待却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加缪式的旅行者。他在一个充满着溃败与挣扎的时代生长，旅行与写作、武装抵抗一样，是他重构意义的方式。他对于恐惧的理解，或许只有浸泡在基督教气氛中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这本书中的游记，不管它多么故作感伤与镇定，仍带有明显的乐观情绪。它首先寻求的不是恐惧，而是愉悦与知识。我像是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多元与丰富，跳出这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我也常炫耀自己的见闻，沉浸于道听途说的快乐。拙劣的旅行者的弱点也从未消失，我谈论了太多死去的人物与书籍，描述了太少的当前与未来。
这些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痕迹。离初次纽约之行已经十年，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十年。在我试图把不同见闻带给中国读者时，中国也迅速涌入了世界。中国的商品、中国人随处可见，中文的标牌也进入了欧洲的百货商场、博物馆中，开罗的小贩们会说"你好"，而阿姆斯特丹的橱窗里性感女郎们则大声叫出"有发票"。中国形象，不仅是那个广东烧味、黄琉璃瓦亭子、客家话构成的唐人街，更带着一个暴发户的金光闪闪、粗陋不堪的痕迹。中国社会内部的成就、困境与失败，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愈发分明。在旅行中，我总是不断地寻找这些痕迹。
在通往世界的途中，中国变得更清晰了；在试图了解中国时，我也多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价值。但我清楚，自己对内心的更彻底的追问尚未开始，我对于世界的理解，仍停留在知识层面，即使这层面也浅薄不堪。至于偶见的内心追问，也更多是暂时的情绪，而非深沉的情感。我还生活在生活的表层，连接灵魂深处的根还没有生长，它需要真正的恐惧与爱。
没有这些朋友，这些旅程、这本书都难以实现。感谢覃里雯、黄继新，他们是我最初的同伴。感谢王锋、邵忠、张力奋，这些文章的不同片段都出现在他们编辑的刊物上。最重要的是我曾经的恋人王子陶，她是个不屈不挠、观察力惊人的旅伴，她通过色彩、味道与人们不经意的小动作，拓展了我对陌生人与陌生社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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