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 原籍南京，现居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文字发表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集《七声》、《谜鸦》、《相忘江湖的鱼》，文化随笔《绘色》等。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长篇小说《朱雀》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

《朱雀》
六朝烟水，盛世流离。
他来自异邦，因为她，无尽的陌生打开了缺口。
她游走民间，背负家族宿命，默然成长。
他们的身后，是人性的地图，触碰间彼此温暖与伤害。
滋生交错，丰盛为城市的声音。
《朱雀》故事发生在千禧年之交，苏格兰华裔青年许廷迈回到父亲的家乡南京留学，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秘女子程囡，由此引生了三个世代的传奇。故事回到一九二三年，女孩叶毓芝随着父亲来到南京继承祖业。一九三六年，亭亭玉立的毓芝与日本人芥川热恋，在战争前夕生下一个女婴。毓芝在南京大屠杀中惨死，她的女儿辗转由妓女程云和收养，取名程忆楚。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忆楚已经是大学生，爱上马来西亚侨生陆一纬。然而好事多磨，一纬被划为右派，发送北大荒。“文化大革命”爆发，程家无从幸免，云和自杀，忆楚下嫁给强暴她的一个工人。“文革”结束，忆楚守了寡，旧情人陆一纬却又不期然的出现……
《绘色》
小说频频获奖的葛亮，在这本书里，以影评与有关电影的散文，和读者见面。电影是葛亮在小说之外的另一至爱。本书所谈影片范围广泛：有香港片、内地片、台湾片、日韩片，也有欧美的老电影和近年上映的片子。
从影片内容谈到男女主角，从文化背景谈到导演手法，作者都用一种清新的、很有生气的笔触来叙述或评论。他敏感有致的观察和山色的文字功力，在书内表现得淋漓尽致。尤为精彩的是他对光影中的童年、少年与青年生活的追忆与思索，读后令人感怀。
《七声》
南京、香港、藏地、北美，一时一地，足迹即为心迹。 
目光所及，那些久违的人与事。 
“一均之中，间有七声。”正是这些零落的声响，凝聚为大的和音。
城市里万声迭转，《七声》穿析群嚣，放声因惯习而为人所忽略的音响。 
主人公毛果的成长，贯穿世间故事。祖父母相互照扶的和鸣弦曲、童年玩伴“洪才 ”的家庭旧事、民间艺人“泥人尹”的跌宕绝唱、木工师傅“于叔叔”的悲喜人生、餐馆弱智女侍“阿霞”身置社会底层的哀凉、女性友人“安”因过度自我所产生的悲剧，偷渡工人“阿德”身不由己的命运，极尽大半生为自己洗刷文革时期罪名、却因好赌而终招凄凉晚景的“老陶”……
他们都是你我身边的凡常人物，其声虽细隐，却与大时代的跫音同奏，一则则人生故事交迭出流动于坊市的主旋律，造就环境的调式。 

木兰·电影院

木兰阿姨是父亲的学生。
父亲在那个边远的文化馆的短暂工作，是一个意外。人一生中有许多的意外。这些意外，有时是一种造就，有时候却也就将人磨蚀了。然而，时间是微妙的。当人们将这种意外过成了日常的时候，造就与磨蚀就都变得平淡与稀薄，不足挂齿。
在中国的七八十年代，于很多人的意外都已变得风停水静。我的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一系列意想不到后，终于无法子继父业。选择了他并不爱但是令人安定的理科专业。然而，大学毕业后的又一次意外，他竟然找到了一种可接近理想的东西。他又可以与纸与画笔打交道，是那样的顺理成章，甚至堂而皇之。对于一个九岁可以临摹《西斯廷圣母》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来得有点晚，又有点牵强，但是已足以珍惜。所以，他如此投入地将他经手的宣传画、伟人头像以精雕细琢的方式生产出来，以一种近乎艺术家的审慎与严苛。父亲保存着当时的很多素描，是些草稿。草稿丰富的程度，解释了他工作成绩的低产，也拼接出了我对于文化馆这个地方的回忆与想象。在很多年后，我看了一出叫做《孔雀》的电影。那里的文化馆是个令人意志消沉、压迫与阴暗的所在，与我记忆中的大相径庭。我的文化馆是颜色明朗而温暖的。
父亲在三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代表馆里参加了画展，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这张叫做《听》的油画已不存在，但是留下了一张彩色的照片。油画的背景是一片葱绿的瓜田。有一个满面皱褶的老农叼着旱烟袋，含笑看着一个穿白连衣裙的年轻女子。身边摩托车后架上夹着写生画板，暗示了她的身份。女孩的手里捧着一只饱满的西瓜，贴着自己的耳朵，做着敲击的动作。神情专注，几乎陶醉。现在看来，这张画有着浓重的“主旋律”意味，却为我年轻的父亲赢得了声名。木兰阿姨来到我家里的时候，手里正举着这张照片。她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父亲，说，我要跟你学画。木兰阿姨拜师的举动，在现在看来有点唐突。父亲有些无措地看着我目光警醒的母亲。这时候，陌生的年轻女孩将三张电影票塞到我母亲的手中，说，好看得很。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收买。但由此而引发的好感，却是实在的。那部叫做《城南旧事》的片子，对我是最初的关于电影的启蒙。
当我跟着父母走进这间外表略显破落的影院，电影刚刚开始不久。在色泽温暖的银幕上，我看见了一个小女孩大而纯净的眼睛，并且深深地记住。同样纯净却丰厚的是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昏黄萧瑟的秋。骆驼、玩伴、学堂，构成了最简洁而丰厚的旧城。这双眼睛忧愁下去的时候，是为了一个年轻人。耳边响起柔软哀婉的童声旋律，这童音逐渐远去，为阔大的弦乐所替代。银幕下的孩童却被这异于现实的影像与声音打动，几乎热流盈眶。多年后，再次听这首叫做《送别》的歌曲，恍然孩提时对于其中内容的无知，更不知道词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李叔同。大约打动我的，只是这歌声的内里，叫做人之常情。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这便是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第一部电影，虽然这印象其实已有些模糊。
散场的时候，我们走到影院门口，看到叫木兰的年轻女子，急切地走过来。她这时候穿着石蓝色的工作服，白套袖已有些发污，上面溅着星星点点的墨彩。头发用橡皮筋扎成了两把刷子，倒是十分干练。声音却发着怯，问：好看吗？妈妈说，很好看，谢谢你。爸爸的眼神有些游离，落到了她身后的电影海报上。爸爸问：“是你画的？”一问之下，木兰阿姨好像很不安，手指头绞在了一起，轻轻应，是的。爸爸又看了一会儿，说，蛮好。比例上要多下点工夫。
木兰阿姨抬起头，眼睛亮一亮。然而，依我一个几岁的孩童看来，这画和“蛮好”也还是有些距离。画上色彩是浓烈而乡气的。构图的即兴，也令画面芜杂。人物的神情似乎也变了形。那瞳仁中的纯真不见了，变成了一双成年人的世故的眼，透射着近乎诡异的懒散。
爸爸微笑了说，周末来我们家吧，我借一些书给你看。
当我们已走出很远的时候，我回过头，看见木兰还站在海报下面，眼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

地区电影院的美工容木兰，就这样成为我父亲的学生。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都喜欢上了木兰。大家似乎都有些忘记当初她拜师的唐突举动。木兰阿姨其实是个天性随和谦恭的人，并且，很寡言。她多半用微笑来表示欣喜，用点头表示肯定。以后，我们发现，她将学习这件事情看得十分郑重。即使在影院加过班，无论多么疲惫，也要换了干净的衣服，才肯出现在我们家。她会带了自己的习作来，将拿不准的地方用红笔勾出。依然不怎么说话，总是将自己的问题列在一张纸上，请父亲解答。在我们家，她不怎么动笔。但有时候，却仅仅为了细节，比方一只手弯曲的弧度，反复地琢磨。老实说，父亲并不是个天生的老师，很容易沉醉于自己的见解之中。所以对木兰的辅导也不算是很系统，每每点到即止。而木兰阿姨却是悟性非常高的学生。这是后来从影院海报质量上的突飞猛进看出来的。
当渐渐熟悉起来的时候，聊得也就深了些。木兰说，她其实是影院里的临时工。她说，影院的领导一直不太满意她，认为她画得“不像”，她不太服气。后来，父亲终于弄明白，这其实是审美方面的分歧，就安慰她，说了很多关于“写实” 与“写意” 方面的道理。木兰笑了笑，说其实她不在乎，总有一天她会考上美术学院走掉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神里便有一种坚强的东西。
刚入冬的一天，木兰来了，仍然是笑吟吟的模样。妈妈就玩笑她有没有什么喜事。木兰不说话，从背后拿出一顶帽子，扣在我头上。这是一顶绒线帽，海蓝的颜色。样式却很特别，有一个漂亮的搭带，是坦克兵的那种。木兰摸了摸我的头，说，咱们毛毛也来当回《英雄坦克手》。那是上个月刚看过的一个老电影，讲抗美援朝的，据说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六十到八十年代初。这种题材永远都不会过时。当一回英雄也是男孩子们的梦想。我立了一正，对木兰阿姨行了个军礼。妈妈接过来看一看，说，真不错，在哪买的，木兰说，我自己打的，照着电影画报做样子。妈妈连连赞叹，突然问，有对象了吗？木兰羞红了脸，说，没有。妈妈就说，这么巧的手，可惜了。要不真是男人的福分。妈妈看一眼正埋头读书的父亲，说，当年你老师连着三年戴我给他织的围巾，我这才嫁给了他。爸爸其实听得清楚，抬起头一句，可不是嘛，我算经受住了考验。

爸爸去了上海出差，买了许多画册，多带了一份给木兰。黄昏的时候，还没到电影院门口，远远地，我被一张海报深深吸引。那幅海报是完全的黑白色调。依照当时流行的的审美观，素得有点不尽人情。但是有一双女人的硕大的眼，比例夸张地逼视过来。后面是些风尘仆仆的背景，内容我是全忘了。只记得爸爸说，画得好。海报底下的小个子女人还在忙碌。爸爸远远地喊，木兰。
木兰阿姨很惊喜地回头，将胳臂上的蓝套袖撸下来。头发剪短了，是个飒爽的样子。木兰说，老师。然后看到我说，你们来得正巧，在放新片子了，给你们留了票，带毛毛进去看。
阿姨，这是什么电影。我指着海报问。木兰犹豫了一下，说，这片子，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妈妈问，这部不是说几年前就禁掉了吗？木兰说，没有，现在说是好片子，巴老先生都写文章支持呢。我们影院小，没放过。这回市里重放，领导要了拷贝来，我们就借一借光。票一早都卖光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出险些被禁掉的片子，叫做《望乡》，说的是二十世纪初日本政府将一批妇女送到南洋卖身为娼的悲惨遭遇。这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部日本电影，因为里面的裸露镜头，一时在国人心中引起轩然大波。多年以后，看了这部片子。这些镜头并无一丝亵渎，也无关情色，只是将主人公的隐痛更深刻了一层。倒是里面扮演年轻女学者的栗原小卷，清新温雅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木兰阿姨在海报上画下那双伤痛的眼睛，便也是她的。

爸爸说明了来意。木兰很欣喜，恭敬地伸出手接那些画册，却又缩了回来，说，干活的手，太脏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先洗个手。她一边收拾了活计，说，老师，你们也来我宿舍坐坐吧，喝杯茶。
从影院的后门拐过去，又下了几级楼梯。光线渐渐暗了下去。木兰阿姨的宿舍，在地下室里，大白天也要开着灯。灯是日光灯，打开了整个房间便是幽幽的蓝。不过七八平米的一间屋，收拾得十分整齐，没有一点将就的样子。木兰打了盆水洗了手，给爸妈沏茶。屋里只有一张方凳，她便抱歉地请妈妈坐在床边上。妈妈坐下来，看到木兰在床头贴了许多张画报，似乎是一个男人。又看不清晰，便问，是谁啊？我却认了出来，蹦到了床上，嘴里大声说：“从这儿跳下去……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同时举起手，砰地开了一枪。木兰阿姨吃吃地笑起来，说，毛毛是天才，学得真像。妈妈便也明白了，是杜丘啊。这海报上的，都是同一个男演员，凝眉蹙目，是日本的明星高仓健。他因为一部悬疑片《追捕》，成为了国人的集体偶像。甚至个人形象也引领了人民的时尚。他的板寸头，立领风衣、包括他的不苟言笑，都成了男人们模仿的对象。甚至我年轻的父亲都未能免俗，不过，我个头一米八十的爸爸，穿着米色的长风衣，也的确是极其拉风的。《追捕》在当下看来，也仍然是极难逾越的译制片高峰，且不论这部片子难能可贵地云集了丁建华、毕克等一批配音大腕。单是影片中的台词，已堪称经典。比方我学的那句，又比如“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啊……走过去，你可以溶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快，去吧……”谁能想到，这诗意的句子后面，深藏着罪恶与阴谋呢。
在这些画报照片里，有一张剧照。背景是一望无垠的原野，杜丘和英姿飒爽的女主角真由美紧紧相拥，策马驰骋。然而真由美的脸却被另一张照片遮住了。那是张黑白的两寸证件照。上面是微笑的木兰阿姨，笑得有些僵。
妈妈也看到了，打趣地说，我们木兰要找的对象，原来是这样的。
木兰有些羞红了脸，却又抬起头，说，硬朗朗的男人，谁不喜欢。又问，师母，你觉得他好么？
    妈妈想一想，说，好是好。不过电影里的人，不像个居家过日子的。

这年入夏的时候，放了假，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散了伙。爸妈可没了空管我，木兰说，叫毛毛跟我去看电影吧。他老老实实地坐着，你们也放心，有我看着呢。从此，电影院里就多了个小马扎，我当真就老老实实地坐着，看那银幕上的悲欢离合，旦夕祸福。看完了，就提着小马扎回家去了。那阵子看的，差不多占了我这半辈子看过电影的一半多。
白天，多半放的是老电影，都是些旧片子。片子大都是黑白的。看电影的人不多，我安静地坐着，听着有些空旷的影院里响着宏亮的声音。它们如此的清晰，像是来自一些或美或丑的巨人。这些巨人有他们的世界，是我难以进入的。但是，我却可以去经历他们的命运，用眼睛和耳朵。
电影放完了，天也快黑了，我就回家去，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
谁也没想到，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却在这时静静地生长。虽然，它经常以一些出其不意的方式爆发出来。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段经历深刻的印象，似乎是难以磨灭的。而最难以磨灭的，又似乎是那些台词，它们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家庭生活中，造成对我父母的困扰。
我开始习惯于回到家，向父母作如下报告：“我胡汉三又回来啦”，在父母的瞠目间，他们意识到这不过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大奸角的一句台词。早上赖床起不来，我会向父亲请求援助， “张军长，看在党国份上，拉兄弟一把。”这又是《南征北战》里的对白。当母亲开始有些絮叨我在不久前的尿床事件，我实在很不耐烦，愤然地用《智取威虎山》里常猎户的口吻做出回应： “八年了，别提它了。”母亲一时没反应过来，然后就看我迈着老气横秋的步伐，溜掉了。
木兰·电影院

木兰阿姨是父亲的学生。
父亲在那个边远的文化馆的短暂工作，是一个意外。人一生中有许多的意外。这些意外，有时是一种造就，有时候却也就将人磨蚀了。然而，时间是微妙的。当人们将这种意外过成了日常的时候，造就与磨蚀就都变得平淡与稀薄，不足挂齿。
在中国的七八十年代，于很多人的意外都已变得风停水静。我的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一系列意想不到后，终于无法子继父业。选择了他并不爱但是令人安定的理科专业。然而，大学毕业后的又一次意外，他竟然找到了一种可接近理想的东西。他又可以与纸与画笔打交道，是那样的顺理成章，甚至堂而皇之。对于一个九岁可以临摹《西斯廷圣母》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来得有点晚，又有点牵强，但是已足以珍惜。所以，他如此投入地将他经手的宣传画、伟人头像以精雕细琢的方式生产出来，以一种近乎艺术家的审慎与严苛。父亲保存着当时的很多素描，是些草稿。草稿丰富的程度，解释了他工作成绩的低产，也拼接出了我对于文化馆这个地方的回忆与想象。在很多年后，我看了一出叫做《孔雀》的电影。那里的文化馆是个令人意志消沉、压迫与阴暗的所在，与我记忆中的大相径庭。我的文化馆是颜色明朗而温暖的。
父亲在三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代表馆里参加了画展，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这张叫做《听》的油画已不存在，但是留下了一张彩色的照片。油画的背景是一片葱绿的瓜田。有一个满面皱褶的老农叼着旱烟袋，含笑看着一个穿白连衣裙的年轻女子。身边摩托车后架上夹着写生画板，暗示了她的身份。女孩的手里捧着一只饱满的西瓜，贴着自己的耳朵，做着敲击的动作。神情专注，几乎陶醉。现在看来，这张画有着浓重的“主旋律”意味，却为我年轻的父亲赢得了声名。木兰阿姨来到我家里的时候，手里正举着这张照片。她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父亲，说，我要跟你学画。木兰阿姨拜师的举动，在现在看来有点唐突。父亲有些无措地看着我目光警醒的母亲。这时候，陌生的年轻女孩将三张电影票塞到我母亲的手中，说，好看得很。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收买。但由此而引发的好感，却是实在的。那部叫做《城南旧事》的片子，对我是最初的关于电影的启蒙。
当我跟着父母走进这间外表略显破落的影院，电影刚刚开始不久。在色泽温暖的银幕上，我看见了一个小女孩大而纯净的眼睛，并且深深地记住。同样纯净却丰厚的是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昏黄萧瑟的秋。骆驼、玩伴、学堂，构成了最简洁而丰厚的旧城。这双眼睛忧愁下去的时候，是为了一个年轻人。耳边响起柔软哀婉的童声旋律，这童音逐渐远去，为阔大的弦乐所替代。银幕下的孩童却被这异于现实的影像与声音打动，几乎热流盈眶。多年后，再次听这首叫做《送别》的歌曲，恍然孩提时对于其中内容的无知，更不知道词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李叔同。大约打动我的，只是这歌声的内里，叫做人之常情。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这便是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第一部电影，虽然这印象其实已有些模糊。
散场的时候，我们走到影院门口，看到叫木兰的年轻女子，急切地走过来。她这时候穿着石蓝色的工作服，白套袖已有些发污，上面溅着星星点点的墨彩。头发用橡皮筋扎成了两把刷子，倒是十分干练。声音却发着怯，问：好看吗？妈妈说，很好看，谢谢你。爸爸的眼神有些游离，落到了她身后的电影海报上。爸爸问：“是你画的？”一问之下，木兰阿姨好像很不安，手指头绞在了一起，轻轻应，是的。爸爸又看了一会儿，说，蛮好。比例上要多下点工夫。
木兰阿姨抬起头，眼睛亮一亮。然而，依我一个几岁的孩童看来，这画和“蛮好”也还是有些距离。画上色彩是浓烈而乡气的。构图的即兴，也令画面芜杂。人物的神情似乎也变了形。那瞳仁中的纯真不见了，变成了一双成年人的世故的眼，透射着近乎诡异的懒散。
爸爸微笑了说，周末来我们家吧，我借一些书给你看。
当我们已走出很远的时候，我回过头，看见木兰还站在海报下面，眼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

地区电影院的美工容木兰，就这样成为我父亲的学生。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都喜欢上了木兰。大家似乎都有些忘记当初她拜师的唐突举动。木兰阿姨其实是个天性随和谦恭的人，并且，很寡言。她多半用微笑来表示欣喜，用点头表示肯定。以后，我们发现，她将学习这件事情看得十分郑重。即使在影院加过班，无论多么疲惫，也要换了干净的衣服，才肯出现在我们家。她会带了自己的习作来，将拿不准的地方用红笔勾出。依然不怎么说话，总是将自己的问题列在一张纸上，请父亲解答。在我们家，她不怎么动笔。但有时候，却仅仅为了细节，比方一只手弯曲的弧度，反复地琢磨。老实说，父亲并不是个天生的老师，很容易沉醉于自己的见解之中。所以对木兰的辅导也不算是很系统，每每点到即止。而木兰阿姨却是悟性非常高的学生。这是后来从影院海报质量上的突飞猛进看出来的。
当渐渐熟悉起来的时候，聊得也就深了些。木兰说，她其实是影院里的临时工。她说，影院的领导一直不太满意她，认为她画得“不像”，她不太服气。后来，父亲终于弄明白，这其实是审美方面的分歧，就安慰她，说了很多关于“写实” 与“写意” 方面的道理。木兰笑了笑，说其实她不在乎，总有一天她会考上美术学院走掉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神里便有一种坚强的东西。
刚入冬的一天，木兰来了，仍然是笑吟吟的模样。妈妈就玩笑她有没有什么喜事。木兰不说话，从背后拿出一顶帽子，扣在我头上。这是一顶绒线帽，海蓝的颜色。样式却很特别，有一个漂亮的搭带，是坦克兵的那种。木兰摸了摸我的头，说，咱们毛毛也来当回《英雄坦克手》。那是上个月刚看过的一个老电影，讲抗美援朝的，据说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六十到八十年代初。这种题材永远都不会过时。当一回英雄也是男孩子们的梦想。我立了一正，对木兰阿姨行了个军礼。妈妈接过来看一看，说，真不错，在哪买的，木兰说，我自己打的，照着电影画报做样子。妈妈连连赞叹，突然问，有对象了吗？木兰羞红了脸，说，没有。妈妈就说，这么巧的手，可惜了。要不真是男人的福分。妈妈看一眼正埋头读书的父亲，说，当年你老师连着三年戴我给他织的围巾，我这才嫁给了他。爸爸其实听得清楚，抬起头一句，可不是嘛，我算经受住了考验。

爸爸去了上海出差，买了许多画册，多带了一份给木兰。黄昏的时候，还没到电影院门口，远远地，我被一张海报深深吸引。那幅海报是完全的黑白色调。依照当时流行的的审美观，素得有点不尽人情。但是有一双女人的硕大的眼，比例夸张地逼视过来。后面是些风尘仆仆的背景，内容我是全忘了。只记得爸爸说，画得好。海报底下的小个子女人还在忙碌。爸爸远远地喊，木兰。
木兰阿姨很惊喜地回头，将胳臂上的蓝套袖撸下来。头发剪短了，是个飒爽的样子。木兰说，老师。然后看到我说，你们来得正巧，在放新片子了，给你们留了票，带毛毛进去看。
阿姨，这是什么电影。我指着海报问。木兰犹豫了一下，说，这片子，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妈妈问，这部不是说几年前就禁掉了吗？木兰说，没有，现在说是好片子，巴老先生都写文章支持呢。我们影院小，没放过。这回市里重放，领导要了拷贝来，我们就借一借光。票一早都卖光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出险些被禁掉的片子，叫做《望乡》，说的是二十世纪初日本政府将一批妇女送到南洋卖身为娼的悲惨遭遇。这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部日本电影，因为里面的裸露镜头，一时在国人心中引起轩然大波。多年以后，看了这部片子。这些镜头并无一丝亵渎，也无关情色，只是将主人公的隐痛更深刻了一层。倒是里面扮演年轻女学者的栗原小卷，清新温雅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木兰阿姨在海报上画下那双伤痛的眼睛，便也是她的。

爸爸说明了来意。木兰很欣喜，恭敬地伸出手接那些画册，却又缩了回来，说，干活的手，太脏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先洗个手。她一边收拾了活计，说，老师，你们也来我宿舍坐坐吧，喝杯茶。
从影院的后门拐过去，又下了几级楼梯。光线渐渐暗了下去。木兰阿姨的宿舍，在地下室里，大白天也要开着灯。灯是日光灯，打开了整个房间便是幽幽的蓝。不过七八平米的一间屋，收拾得十分整齐，没有一点将就的样子。木兰打了盆水洗了手，给爸妈沏茶。屋里只有一张方凳，她便抱歉地请妈妈坐在床边上。妈妈坐下来，看到木兰在床头贴了许多张画报，似乎是一个男人。又看不清晰，便问，是谁啊？我却认了出来，蹦到了床上，嘴里大声说：“从这儿跳下去……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同时举起手，砰地开了一枪。木兰阿姨吃吃地笑起来，说，毛毛是天才，学得真像。妈妈便也明白了，是杜丘啊。这海报上的，都是同一个男演员，凝眉蹙目，是日本的明星高仓健。他因为一部悬疑片《追捕》，成为了国人的集体偶像。甚至个人形象也引领了人民的时尚。他的板寸头，立领风衣、包括他的不苟言笑，都成了男人们模仿的对象。甚至我年轻的父亲都未能免俗，不过，我个头一米八十的爸爸，穿着米色的长风衣，也的确是极其拉风的。《追捕》在当下看来，也仍然是极难逾越的译制片高峰，且不论这部片子难能可贵地云集了丁建华、毕克等一批配音大腕。单是影片中的台词，已堪称经典。比方我学的那句，又比如“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啊……走过去，你可以溶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快，去吧……”谁能想到，这诗意的句子后面，深藏着罪恶与阴谋呢。
在这些画报照片里，有一张剧照。背景是一望无垠的原野，杜丘和英姿飒爽的女主角真由美紧紧相拥，策马驰骋。然而真由美的脸却被另一张照片遮住了。那是张黑白的两寸证件照。上面是微笑的木兰阿姨，笑得有些僵。
妈妈也看到了，打趣地说，我们木兰要找的对象，原来是这样的。
木兰有些羞红了脸，却又抬起头，说，硬朗朗的男人，谁不喜欢。又问，师母，你觉得他好么？
    妈妈想一想，说，好是好。不过电影里的人，不像个居家过日子的。

这年入夏的时候，放了假，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散了伙。爸妈可没了空管我，木兰说，叫毛毛跟我去看电影吧。他老老实实地坐着，你们也放心，有我看着呢。从此，电影院里就多了个小马扎，我当真就老老实实地坐着，看那银幕上的悲欢离合，旦夕祸福。看完了，就提着小马扎回家去了。那阵子看的，差不多占了我这半辈子看过电影的一半多。
白天，多半放的是老电影，都是些旧片子。片子大都是黑白的。看电影的人不多，我安静地坐着，听着有些空旷的影院里响着宏亮的声音。它们如此的清晰，像是来自一些或美或丑的巨人。这些巨人有他们的世界，是我难以进入的。但是，我却可以去经历他们的命运，用眼睛和耳朵。
电影放完了，天也快黑了，我就回家去，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
谁也没想到，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却在这时静静地生长。虽然，它经常以一些出其不意的方式爆发出来。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段经历深刻的印象，似乎是难以磨灭的。而最难以磨灭的，又似乎是那些台词，它们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家庭生活中，造成对我父母的困扰。
我开始习惯于回到家，向父母作如下报告：“我胡汉三又回来啦”，在父母的瞠目间，他们意识到这不过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大奸角的一句台词。早上赖床起不来，我会向父亲请求援助， “张军长，看在党国份上，拉兄弟一把。”这又是《南征北战》里的对白。当母亲开始有些絮叨我在不久前的尿床事件，我实在很不耐烦，愤然地用《智取威虎山》里常猎户的口吻做出回应： “八年了，别提它了。”母亲一时没反应过来，然后就看我迈着老气横秋的步伐，溜掉了。

《朱雀》《绘色》《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