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后，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央军委外事组，由叶剑英任组长，杨尚昆协助。外事组人员有徐大年、柯柏年、黄华、陈家康、凌青等，主要负责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还接待了美国特使马歇尔、赫尔利等，并参与了抗战胜利后军调执行部我方的外事工作，取得了与美国人打交道的重要经验。那时候，在军调部也锻炼了一批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干部，像李克农、伍修权、耿飙、黄镇、姚仲明、韩念龙、黄华、柯柏年等。
随着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党中央从延安撤出，中央许多单位东渡黄河转移至山西省，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在战争炮火中成立的，其中人员包括原从重庆迁至南京、后又撤回延安的南方局外事组全体人员，有王炳南、章文晋、吴青、陈浩等，还有北平军调部中的我方外事工作人员黄华。刘华峰、王朴、王光美等。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由这些人员为主组成的。1947年间，他当时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亲自主持了中共中央外事组的成立活动，宣布由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统一负责管理党和解放区的外交工作。当时归中央外事组领导的机构，有由乔冠华、龚澎、张颖等组成的驻香港办事处，有在哈尔滨的外事机构，还有一个与联合国救济总署联络的由董必武牵头的解放区救济总署。
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新中国成立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共和国外交部的前身。
1947年下半年起，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他随同毛泽东，在马背上转战陕北，在指挥着各战场战役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全国胜利的曙光，一直关心着外交事业，已经在筹划未来共和国的外交蓝图。他已经预见到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在外交上需要一批新型的干部，于是，他于1947年7月、11月，两次写信给具体领导外事组工作的王炳南，要求外事组抓紧培养外交干部，加强调研工作，加强政治和外文学习。为了在战争环境下培养这批干部，他向外事组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办法。
他在1947年7月12日写给王炳南的信中，就指示说：
你们应以三分之一的人数编译书籍，三分之一的人数轮流参加土地改革，三分之一的人数做一般工作。
这种“三三制”，是在培养和锻炼外事干部队伍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走自己的路。他要求外事干部参加土改，一方面是使干部锻炼其政治立场；另一方面，是让外事干部熟悉国情民情，因为不了解国情民情就根本无法向对方介绍自己，也无法正确地执行政策。同时，他要求外事干部了解和研究工作对象，要求外事组尽量收集和整理出一些调研材料，他亲自出了些题目，要求外事组、香港及哈尔滨外交机构的同志分别承担一些调研任务，指示外事组要着重研究当时与我们关系重大的美国。因而，即使在西柏坡的山沟里，中央五大书记的手中，都备有外事组编写提供的《美国手册》。
他还特别想到及早培养年轻的外事干部，到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他指示在张家口外语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吸收从平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学校，由叶剑英同志直接领导。这批学员中的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了共和国外交战线首批年轻的基层干部。
屋外有了脚步声，打断了他的回忆与思考。
他听得清那些脚步声忽然停住或变缓了，他还听清了李克农用安徽腔悄声地说：“等等再进，让总理多睡一会儿。”
他睁开了眼睛，抬起了头，还站了起来，朗声说：“同志们进来呀，我没有睡。等着你们呐。”与会者进屋来了，都很高兴，很兴奋。要知道，11月3日正午1时整，在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外交部组织机构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
到会的是外交部的李克农、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乔冠华、龚澎、赖亚力、杨刚等。王炳南说：还有阎宝航、伍修权、章汉夫等同志在准备交接工作，或者正在来北京的路上。
周恩来很热情地逐一问起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情况。
会议讨论了外交部科长以上的干部配备，讨论确定了外交部各司的排列次序为东欧司、亚洲司、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与情报司，另有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排列在后，还有办公厅。用王炳南的话说，最早的外交部就是“六司两委一厅”。
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办公室，部领导、办公厅和当时设立的各司、委员会等负责人联合办公。各司负责人将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会议正式通过任命。
会议讨论决定设顾问及专门委员，聘请有关专家何思敬、周鲠生、钱瑞升以及原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梅汝冶为专门委员。
会议决定了11月8日在外交部正式地址东单外交部街31号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