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合流首先表现在启蒙对于革命的促进上。正是在这一时期,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思潮影响而起的中国新启蒙较少受到现实斗争的挤压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它最大限度的“现实性”。在普罗文学时期,因为势之所至,口谈革命几成社会时尚。不仅左翼文化人,即使是中间派也在大谈革命文学,连一贯宣扬唯美主义的《金屋月刊》,也翻译起了左翼文学,在该刊1929年5月第1卷第5期和1929年6月第1卷第6期上连续发表T.Dreiser的《布尔塞维克的绘画与文学》(汉奇翻译),以致招来了邱韵铎的嘲笑:“《金屋》也竟然印行起这样不唯不美而且凶险的赤色文章”,“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革命文学已经轰动了国内的全文坛了,而且也可以跨进一步地说,全文坛都在努力‘转向’了”。普罗文学“执文坛牛耳”,赤色作家蒋光慈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一种具有先锋意义的纯文学作品,而且是深受市场欢迎的畅销读物,有的作品竟会在一年内再版好几次。另外还有将蒋氏作品改头换面的盗版者,以至于将不是蒋光慈的作品署上他的名字出版者一例如,蒋光慈和宋若瑜的通信集《纪念碑》在1931年4月被上海美丽书店改为《最后的血泪及其他》出版,其中除了“蒋侠生(即蒋光慈)与宋若瑜的通信”之外,竟被莫名其妙地附加了“阎凤荔和郭玉姑”、“李宗保和黄淑贞”、“何兰英和李宗保”、“马福生和任玉苹”、“牛天风和武慧媛”之间往来的情书多封。普罗文学确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之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