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这一章节设计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并无明显分别。鲁迅着作凡二十八篇，各篇依朝代为序，在朝代之下设计类型，连缀以为史。如此看来，无论是指责鲁迅“抄袭”，还是认定其以盐谷氏之着作为“蓝本”，均证据确凿，不容申辩。然而，在章节设计相近的背后，小说史意识的差异才是比较两部着作的关键。盐谷温的着作，依朝代分期，力图依次展现每一时期中国小说的格局和面貌，但真正得到展现的是朝代的递进，对于小说的论述，各时期之间仍采取并列方式。尽管各部分在分析具体文本时精彩之见迭出，但对于小说文类自身的演变却关注不够。可见，《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之小说部分是依照朝代顺序论列小说，“小说史”的意味其实并不突出。这并不是盐谷温的眼光或学养不足造成的，而源于该书着述体式的制约。“概论”的基本思路是横向地呈现各文类之特征，也就无须对其发展递变做纵向的考察。在中国小说史学建立之初，以朝代为线索撰史者不乏其例，这些研究者与盐谷温的区别在于，后者对自家着作之“概论”特征颇为自觉，明确将其与“小说史”相区隔，前者则径以为“史”，忽视了两者在学术思路与着述体式上的差异。鲁迅本人对于这类依朝代分期之小说史，也颇有异议。1931年9月北新书局出版订正本《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为之补撰《题记》云：“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浮泛之论也。”①其中并未明示“论者”一词之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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