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翻译荷马史诗的英国诗人查普曼更是采用不同的诗体来翻译同一作者的诗，他用十四行体译《伊利亚特》，用英雄双韵体诗译《奥德赛》，原则上他“反对过于严格，也不赞成过于自由”。但实际上，他的译作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不太符合原作，它改造了诗中的人物性格，增加了一些说教成分。然而他的翻译获得巨大成功，受到广泛赞誉。后来的诗人济慈在他的《初读查普曼译荷马有感》一诗中这么写道：“于是我感觉就像天空的守望者／当一颗新行星游进了他的视野。”正是查普曼的译诗，给济慈打开了知识领域中的新天地，得以进入希腊文学的神圣殿堂。查普曼的译诗之于青年济慈，就像是新行星之于星相家，可见其深入人心！
18世纪的英国大翻译家是蒲伯，他翻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采用的都是英国读者熟悉的英雄双韵体诗，而没有复制原诗体，同时为了满足当时读者的需要，措辞大量采用18世纪英诗创作中惯用的词汇。译作很成功，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读者奉为标准英译本，广受欢迎。译本在某种程度上乃是蒲伯本人的创作，如当时著名评论家本特利（Richard Bentley）所说：“这诗作得实在优美，蒲伯先生，不过您不能把它称作荷马的诗。”（谭载喜，2004：125）但蒲伯认为，对于措辞风格和诗体的选择，这是译者的权限所在，不必受原作牵制。蒲伯翻译的《伊利亚特》被后来的词典大师约翰逊称为：“诗界奇迹；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有人能与之媲美的盛事。”（Robinson，2006：206）约翰逊进一步评论说：“纵有百般责难，一句回答便已足够：作家写作就是为了有人读，一切破坏‘悦读’的批评都可置之不理。蒲伯是为其时代、为英国人民而译，他明白有必要美化原作形象，指明原作感情。如此一来，他就使得荷马过于优雅，而失去了部分庄重。”（同上）
19世纪的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译诗也是成功的。他在翻译帕尔尼的诗歌时，对原作进行了压缩、更动、改写，把帕尔尼的平庸的即兴诗歌变成赞美生气勃勃的青春的动人颂歌，使译文在诗的美感和艺术价值上大大超过了原作。他的译笔明白流畅、纯朴自然，创造性地运用了俄罗斯的语言，使其达到了高度完美的境界，从而创立了标准而又出色的完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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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斌专著的意义在于它从《鲁拜集》个案出发，用描述性的实证方法探讨了诗歌翻译的若干重要课题，并着重阐发了“诗歌创意翻译”的概念，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是当代中青年学者潜心学术研究而收获的一个丰硕成果。
——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会会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榕培
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用到翻译之中，便是“译可译，非常‘译”’。衍译是诗歌翻译的涅槃。衍译可以让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致的发挥，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也会因此得到丰满和创新。经由衍译，诗歌翻译因此而延异，翻译评论也因此而激活，艺术的生命也因此而焕发青春。
邵斌的专著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诗是否可译问题，在英诗汉译方面，率先提出“诗歌创意翻译”的概念，这些研究很有意义，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价值。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收集资料方面下了大力气，做到了语料翔实、论据可靠，案例研究做得非常到位、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