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临危受命，担任“上海区”区长
我们的工作永无休止，我们的任务接连不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初，笔者再次出勤，自重庆飞香港转搭邮轮航抵上海。刚一踏上码头，即得悉情况有变，所衔使命，恐已难以达成。
正听候次一步指示中，突接奉上级来电，任命笔者为“上海区”区长，嘱即日接事，急谋应变之策，尽速恢复组织机能。
“上海区”系“军统局”所属的最大一个地区单位，也是我政府部署在敌军占领区中最具威力的一个秘密组织。
“上海区”领导下的内外勤，均分别潜伏于上海市区、外国租界、乡镇近郊之各种不同场所中，甚至敌伪各级机关的内部。
“上海区”的组成，除复式区本部一处两址外，其下共分为交通联络22站，电讯四台，技术一室，会计一室，情报五组，行动八大队，新编混合一组，工运一小组，抗日青年一团等全部50余单位。另有直属工作路线数十条，其中且不乏外籍人士。全体员额经常保持在1000人上下，并配备各式通信器材、多种爆破器材以及武器弹药等。
笔者接任之初，该区的工作正处于半停顿状态中，代理区长赵理君先生因敌方追捕正急，已无法履行职责，所有业务，皆由区书记郑修元先生内外兼顾，独力撑支。其原因，是主管人事的助理书记陈第容有了问题。更由于陈第容的泄露组织机密，敌伪宪兵会同租界警探曾在同一时间内，搜查了“上海区”的14个办公处所，幸而事先获得情报，始未蒙受重大损失。
“上海区”建立已久，组织严密，基础稳固，些许打击动摇不了根本，所以能于短期内重振雄威，还敌寇以颜色！
死无对证永成悬疑的大反间
这是对日抗战的第三年。
随着战局的逆转，日本军阀和汪精卫在南京制造了伪组织，破坏了抗战阵营。因而我们的任务接连不断，而且日益增多加重，步向复杂微妙、危机重重的境界。其间所发生的许多事故，也就跟着层出不穷。
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初，笔者奉派出勤。从重庆搭中航班机到香港，只停留了一宵，第二天即改乘法国邮船前往已然沦陷的上海。
船抵吴淞口，照例要停下来等领港的上船再引导驶入黄浦江。往常，只要半小时就行了，这一回，不知何故，等了老半天船还是不动，好不心焦。大约鹄候了四五个小时，总算起锚了，当码头在望而不即的时候，船又停了下来，这又是为了什么？
黄浦江，应该算是沦陷区，已在日军占领下，西岸一排码头，其中一部分属于“租界地”，东岸漫天尘嚣，那就是工厂林立的浦东。日本军用小汽艇不时在江面上穿梭来往，虽然明晓得他们还不便明目张胆地上船劫持旅客，而过去也不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可是总不免令人见了极感憎恨。
轮机作响，船身摆动，要靠岸了。我从餐厅中的大玻璃窗里朝岸上仔细寻觅，果然望见上次由天津同船护送我到上海的那位热心朋友胡三爷又来了。他高大的身量，在人丛中真如鹤立鸡群一般，我一眼看到他，无形中平添了几许安全感。可是他怎么会来的呢？再定神一看，站在胡三爷旁边的一位，那分明不就是内人吗？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通知他们的？噢，我明白了：想是“香港区”方面辗转通知了“上海区”，而“上海区”却没人认识我，所以才知照驻上海总督察毛万里兄，可是万里兄碍于风声太紧，不便在大庭广众间抛头露面，则最好莫过于转告内人；而内人对于我的突如其来，实在莫名究竟，一时之间更不知所措，情急智生所以就拖了胡三爷一起来，这不仅可以壮壮胆量，如果有了什么事，大小还能替她拿个主意。如所料不差，胡三爷待我独厚，自然是义不容辞了。
我刚一脚踏上陆地，就领略到两种迥然不同的表态：胡三爷永荃兄是握着我的手不停地摇摆，满脸堆笑以示欢迎；内人却面色深沉地连忙凑过来低声告诉我说：“亢子、因子她们常来，你不能回家。”我一听就会意了，虽然有话想问，还是等一会儿再说吧。
永荃兄也许看出来了，他拉着我往外走，我们一起上了预先备妥的车子，先开到住在卡尔登公寓大厦的胡家，落个脚，有什么事，等我对于现状多少有点了解后，再作打算。
写到这里，要插一段解说，才能交代明白。刚才在码头上内人所提到的“亢子和因子”，她俩是王天木兄的两位千金，王亢子又名蝉红，是大小姐，王因子又名蝉绿，是老二。单从名字看，这两位小姐已经不寻常了。她们姊妹俩只相差一岁，当时不是十八九，便是十七八。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天木兄判刑坐牢、二十四年（1935）笔者违纪犯法时，不知道根据哪一条，家属亦连带受过，内人和王家姊妹也都关在一起。正因为她们共过一场患难，也就很自然地结为至好，好得连辈分都不分了。说起来也真好笑，平时，我管天木兄叫大哥，可是这两姊妹却管内人叫“小姐姐”，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这一次她们在上海重逢，走动走动，彼此一叙旧谊，也是情理之常。只可惜我们这个“行当”与众不同，不知有多少情分与友谊都被冲淡和浇薄了！
二十五年（1936）底，西安事变后天木兄获释，亢子、因子重获自由，他们暂时住在南京，不知是偶然，还是有意地撮合，亢子和因子姊妹二人前后都和戴公子藏宜交过朋友，甚且戴王两家有即将结为秦晋之说。其所以没有成为事实的原因，恐怕并不在于小一辈的感情上的变化，多半还是受了政治气候的影响。
至于王鲁翘兄和二小姐因子的一段情，那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照说呢，男欢女爱，原是人间美事，不料想却被现实的丑恶面给玷污了，说来令人欷歔。（王鲁翘是在河内刺杀汪精卫的军统特务，曾与王天木的女儿谈恋爱。后来王天木投靠汪伪，其女儿出卖了王鲁翘，导致王鲁翘被引渡到河内判刑。编者注）
我虽然相信王家两姊妹本身绝做不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可是前车之鉴，又不得不防，所以仍不敢掉以轻心。现在，她们既然知道内人住的地方，我最好还是不回去为妙。所以做我们这一行，在人情上常常有些不得已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于是我问内人：“她们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到咱们家来的？”内人想了想说：“鲁翘出事后一直到今天就没有再来过，连个电话也没有打过。”我计算日子，鲁翘是七月十四日被捕的，已经有二十多天了。这不是很明显吗，如果鲁翘的事和她一无牵连的话，怎么会这样呢？不必犹豫了，不管怎么着，也要马上搬家。
我和内人说的话，胡三爷在旁听得明白，他不待我开口，就非常爽气地留我在他家暂且住几天，等找到房子搬好家再移动，免得住旅馆遇到麻烦。这么一来，既省心，又安全，当然是求之不得。随即嘱咐内人先和毛万里兄联络一下，并安排时间、地点，见了面再说。
我和毛万里兄自二十七年（1938）春共同策划制裁王克敏未成于北平一别后，迄今一年多不见面了。他还是老样子，事事乐观，好像未来的都是好时光。此刻，上海局势一天紧似一天，随时随地都有发生意外事故的可能，可是他满不在乎，大有逢凶化吉的信念，好一个常与幸运为伍的福星。我本来是一脑门子的草木皆兵，被他这么一感染，心境倒也开朗得多了。
我和万里兄的会晤，纯属私人性质，在重庆出发时节，上级并没有指示我必须与万里兄联络，而万里兄这方面也不会接获通知。不过，我和万里有深厚的私交，即使在一般工作守则中不允许我们发生横的关系，我们也会自行制造机会的。现在，我们不但在他的办公处所见了面，而且连我此行的任务，也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了。其实，我不说，他猜都猜得到。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毫无顾忌地敞开谈下去了。
关乎“上海区”最近接二连三已发生的一些内部问题，以及所招致的许多不利，万里兄是适逢其变，虽非首当其冲，但也饱受虚惊了。茹痛之余，当然了解得非常透彻，他劈头一句就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的任务已经没有办法达成了！”紧接着他再作了一番分析：
“戴先生希望你动说辞劝天木兄回来，我可以断言，他既然这么做了，当然有了周详的准备，绝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况且有许多迹象显示，也不是意气用事，像这种情形，光凭三言两语，就能使他回心转意吗？”
“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难道说戴先生都不懂吗？所以你应该明白，戴先生派你来，并不在乎能否说服他，而是先布一着棋子，用来制服他。这句话我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再进一步，那该由你自己去体会了。”
“再就最现实的问题来说，在已经失去‘互信’的情况下，事事必然都朝坏处想，横不是、竖不是，怎么样也不好办了。比如：他指定地点约你见面，你能去吗？反过来说，你约他见面，他敢来吗？”
“你我在上海的任务特殊，为今之计，除了和‘上海区’保持联系，听候上级指示外，一进一退，由不得你我，重要的是先稳住阵脚，且作等待。相信，最近几天戴先生一定有电报来的。”
我刚刚来到上海，不仅环境不熟悉，苦在对当前的情势也不够明了，更说不上掌握什么了，除了在万里兄的指引下得到一些提示外，我自己是一点主见都没有。万里兄既然认定应该稳扎稳打，那么就静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便了。
以上是我和万里兄私人间的谈话，现在看来平淡无奇，可是在那个时候算是很大胆的了。尤其是万里兄叫我自己去体会的不在乎“说”服、而在于“制”服的那两句话。
我们阔别年余，情感上有说不完的话，不过说来说去又归结到上海方面的内部问题来了。这虽然只是两三个人的变节，但在我们身上，却是一件破纪录的大事，而且谁也没有经历过，谁也没有处理过。摆在眼前的就是错综复杂的局面，甚至使人迷惘。万里兄和我对于这件事，实在谈得太多太深了，我们也猜测到--这会不会是一次有计划、有远景的“大迂回”，而由天木兄扮演一个最大的不幸者？
当时作如是论者，也只有万里与我二人而已。交情不够的不敢谈，一般工作同志间也不便谈，在本局高级干部中大家又都避免涉及这件事。如果不是事隔多年，早已事过境迁，恐怕写都不能写，遑论公开发表了。我和万里兄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当然不是胡猜乱想，因为其中有许多现象显示，绝不如表层所见的那么单纯，其后若干时段，又有好几件事更令人匪夷所思。不过，制作者早已凋零，三头对证的机会已不复存在，所以也只好留作悬疑，有此一说罢了。
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万里兄当面邀我在他这里暂住。我心里虽愿意，但却不合规定，而实际上，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也非万全之策，因而我们约定了下次再会。在返回胡家途中，我默默地想：此来的任务原是专门处理“上海内部人事问题”的，现在弄得一点头绪都摸不到，这又将如何着手呢？好不困扰！
我在私人朋友胡永荃兄的府上打扰了两天，他已经替我借到了一层房子，虽然口头上叫明是分租，那只是客气客气使我心安罢了。这一家姓华，宁波人，是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也就是说，不像我们常常以做生意为借口，而实际上却并不是那么回事。借给我住的是三楼一大间和二楼半（楼梯转角处）一小间，上海人都把这种格式的房子叫做“亭子间”。三楼有厕所、浴室，厨房在楼底下，大家公用。我们两家人口都简单，再加上三分礼让，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对我来说，这些条件已经够满意的了，最重要的，还在于有一户很像样的人家无形中为我做了“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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