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1907年生，历任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第二处处长、上海区区长，为戴笠手下“军统四凶”之一。陈恭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5期警政科，作为军统的骨干成员，他一生只负责一件事——“外勤”，即制裁、刺杀行动。他一生共策划、参与过200多起行动案件，为军统服务期间，平均一个月要搞两起行动案子。这其中，还包括像“河内刺汪”这类足可写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大案。因此，他是当之无愧的“军统第一杀手”。不仅如此，他还精通编辑，写一手好文章，晚年出版回忆录“英雄无名”系列，因深入揭露军统内幕，一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抢手货。因其杀人无数，树敌过多，即使在时过境迁的晚年，依然保持着杀手不得见光的习性，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其生死，至今其去世年月及墓葬位置均不可考。

    抗战前后，多年动乱。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爆发“九·一八”事变，中日矛盾激化。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腹地硝烟顿起。
    在这两大事件冲击下，戴笠领导的国民政府“特务处”开办了一个培植特务干部的训练班，即“洪公祠”特训班，正式招纳学员。经过几番明察暗访，时年24岁的陈恭澍第一批被吸收加入。经过一年的秘密训练，陈恭澍被派往华北地区任军统局北平站站长，不久后兼任天津站站长，正式开始了以刺杀日本人、汉奸、敌对势力为主要任务的“职业生涯”：
    1933年5月，枪杀北洋皖系军阀、汉奸张敬尧；
    1934年11月，刺杀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吉鸿昌；
    同年冬，下毒谋杀臭名昭著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1935年至1938年，连续设计暗杀大汉奸殷汝耕；
    1938年3月，袭击华北头号大汉奸王克敏。
    这几个人都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尽管陈恭澍策划的几起刺杀行动有成有败，但对于当时在中日关系间迷失、混乱的中国政界，却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民国二十年（1931）春天，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做个别谈话。
    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校长在他办公室内，单独和我面对面地说话，这是第一次。当时，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
    校长着中山装，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双目炯炯有光，威仪凛凛，令人不敢逼视。
    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父母存殁、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边问边听，一面核对名册，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我大胆也是由衷地回答说：“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其他性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并没有什么不愉之色。
    这次召见，前后大约有三分钟，也只问过三几句话，因过程简单，当时并没有特殊感觉。过后猜想，校长或许是在看仪表、听谈吐，在观察中做一次遴选，至于标准如何，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
    过了三四天，接获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个人，开班受训。我在名单中是排名最后的一个。
    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定名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鄷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书。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
    这个训练班冠以“特别”二字，而实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第一，它没有班址，因陋就简地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板凳，就这么凑合了；第二，不规定制服，着中山装、西装都可以，只要不着长衫短褂就行了，因为不穿制服，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此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也不必按时上下班，迟到或早退，并不会受到干涉。可以说当局给予了高度的自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颇知自爱。至于课程方面，除特约讲授之外，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
    我们所研读的课程，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如《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等，自行阅读后，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汇齐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长核阅，阅后发还，多有眉批。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我们十四个人中，真能读得“通”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我就是读不通的一个。
    在受训期间，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性规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工字食堂”集体会餐。“工字食堂”在当时是新式建筑，可容纳数百人，布置整齐，收拾干净，一排排的餐桌，横看是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铺着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话，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因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称为“工字食堂”。
    蒋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体起立、坐下，一声“开动”，然后一齐用餐。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触的声响。
    进食时间，约十分钟，大家陆续放下碗筷，摆放整齐。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长讲话。
    在校长面前，有一张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当校长讲话完毕后，偶尔也会点名指定某人回答问题。能够侃侃而言、对答如流的则并不多见。大家都担着一份心，惟恐点到自己当场出丑，可也有跃跃欲试的人。
    开班后的第二个月，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我们十四个人具名写了一份报告，呈请校长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因为那时候我们十四人都以个别不同的原因，被注销了党籍及学籍。校长以毛笔批示：“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签署“中正”。日期大约在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间。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学韩浚（仲锦）保管。不久，中央军校特别党部发下“军余”字党证一张；另外，负责“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田载龙老大哥通知我们，将分别在各期同学录上分别予以“注记”。
    这一件校长的批示，我们十四个人都保存了一张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张，几十年来，天南地北，东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哪里去了。仔细想想，可能因为要保密的关系，自动毁掉的成分居多。
    我们十四个人，以我的年纪最小，期别也最低。其中共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他们是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徐会之和刘季文，第二期的两位是张炎元、曹勖，第三期的没有，第四期的只有一位郑嗣康，第五期的共有四人，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我本人。
    十四个人每月所领的生活津贴并不一样，是按期别高低发给的：第一期八十元，第二期七十元，递减至第五期只有四十元。其实，那个时候的四十元，单是光棍一个人不携家带小的话，应该是很够用了。
    他们有家眷的，全住在外面，我们几个单身汉，则住在军校职员宿舍里，两个人分配到一间房，我和谢厥成住在一起。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受训到第四个月，有两位同学突然不见了，起初还以为请了事假，过几天就会回来的，殊不料一直过了两个月，我们都结业离校了，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这两位同学都是广东人，一位是吴乃宪一期老大哥，一位是受训期间和我同坐一张桌子的五期同学韩继文，又名尚英。
    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同学们也未加谈论。若干年后，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完成了一件机密大事。既称“机密”，虽已年代久远，事过境迁，但仍以“保守”为宜。不过，可说的是，这件事关系重大，在政党活动史中，亦占有一页，只可惜知道最多的几个人都已去世了。
    再说我们这十二个人的际遇。
    六个月训练期满，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校长蒋公手谕，分发我们十二个人向中央党部报到。报到后，等待了许久，却不见下文，也没有一个人被分派工作。究竟为了何故，迄今不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并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正在进退无据的时候，多蒙黄雍（剑秋）、张炎元（炳华）两位老大哥关爱，叫我搬去同住。他们都没有带家眷，在花牌楼忠义巷一家楼上，分租到一间房子，原来就有家具。当时，两位老大哥睡一张挂着蚊帐的大铁床，我一个人，晚上搭地铺，早晨再把铺盖收拾起来。
    我们三个人很少在一起吃顿饭，有时候，也去买点鱼肉回来，打气炉上一烧，三人据案大嚼，倒也香甜。日后我们见面提到这段日子，依然觉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下午，有客到访。来客首先和剑秋、炳华握手寒暄，接着又面带笑容地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学戴笠，戴雨农。”五期的称“小老弟”，六期的称“老大哥”，这句介绍辞有点奇怪。
    看上去，他的年龄是比我大得多，浓眉大眼，隆准高颧，身材虽不高，显得很厚重、很结实，称得上相貌脱俗，气宇非凡了。这第一印象，相当深刻，至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同学们聚在一起，也就不拘形迹地谈论开来。四个人所操的虽然都是普通官话，但黄剑秋兄是湖南平江人，张炳华兄是广东梅县人，来客戴雨农是浙江江山人，乡音都嫌太重，话却十分投机，如果不是光线暗下来，还不觉得已经是日落西山。
    剑秋兄提议，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出了忠义巷不远，有一家本地小馆子，字号是盈丰酒楼，格局不大，只有一楼一底。点了几样菜，叫了一壶酒，吃下来不到两块钱，大家都认为还不错。
    自此之后，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太太打麻将，戴雨农又来了，他看是我输，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叫我站起来，替我打了几副，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
    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告诉我，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并不明了所司何职。我又不解地追问，他既然在官邸任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他不跟了去？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就算了。
    后来，我们相处得更熟，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有一次，戴雨农突如其来地问我：“恭澍兄，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我回答说：“岂止认识而已，我们俩同连入伍，同排又同班，而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我只不过念到中学，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入伍的时候，他连绑腿都打不好，我还取笑过他呢。”
    我顿了一下又补充说：“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本校政治科，我因病落后编入第五期步科后，分手到现在，始终没有再见到过。”
    戴雨农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
    我说：“那我就马上去看他。”
    接着我又反问一句：“他真的是到了南京？”
    戴雨农摇了摇头说：“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来而已。”
    戴雨农之有此一问，我的确有点莫名其妙。到后来，他才告诉我，曹霄青当时正在上海傍着胡汉民搞“新国民党”，从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动。
    再往后，我才悟出来，戴雨农突然对我提到曹霄青，多少带点试探或考验性质。
    没过多久，校长回京重任艰巨，戴雨农和我们见面的次数减少了，每次来，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
    剑秋兄和我景况如恒，张炳华却显得忙碌异常，有时候甚至于整夜都不回来，回来休息的时间也不充分，转一下就又走了。我猜，炳华兄很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而又秘密的工作。
    此刻，正值日寇侵入上海，我军奋勇抗战的“一二八”。
    近一向，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他都会提到：“有报告呈给校长，可以交给我转上去，比较方便。”我每次都回答说：“没有什么请求，也没有什么条陈，不敢麻烦校长。”我这样说，自己觉得非常得体。其实，我太木头了，他所指的“报告”，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狭义，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
    “一二八”事件末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校长蒋公驻节徐州，戴雨农留在南京。
    这一天，戴雨农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面还打着火漆。说是“托付”我克日专程送到徐州，要当面交给侍从参谋戴颂仪。
    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嘱咐我面交戴参谋，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他给我两张乘车证，以及少许路费，行前，他又告诉我：“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站，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也有便衣警卫，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无论问谁，都可以找到这位戴参谋，信件送到，请他签收就可以了。”
    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交给他，他翻来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口头上也没有交代什么，就叫我回来了。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云南人，后来一打听，原来也是军校同学。
    回到南京后，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进门后，弯弯曲曲地转了好几转才是客厅。考究的人家，地上铺的是地毯，他这里铺的是草席。因为地上反潮，没办法，只好穷对付。
    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交给戴雨农，算是完成了他的“付托”。我看他忙，正待辞出时，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学？”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
    我介绍他们见了面。
    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
    从以上两件事判断，戴雨农任务何在？当可思过半矣。
    三月间，我从忠义巷搬到了明瓦廊，只身住在小旅馆里。炳华兄已经派去广东，又一说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还有吴劲夫（乃宪）。当我们惜别时，虽然没有说明去做什么，可是彼此间已经是心照了。
    剑秋兄也把嫂夫人接来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对我表示过，不准备参加戴雨农所领导的工作，宁愿居于协助地位。此后果然如此。
    明瓦廊离着三道高井很近，军校同学会就在三道高井这条街上。以此为轴心，附近一带的小旅馆里，住了不少军校同学，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办登记，一时搅和得非常热闹。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办登记，完全是戴雨农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多留意同学们的动态，尤其是超乎常轨的非分活动。看的单纯些，这是他委托我办的一点小事情，换个角度说，也等于是交付我任务。我当时也不太了了——这就是所谓的“情报工作”？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给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说，我尚在客串阶段。
    据一般记载，在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底，戴雨农已被圈定为“特务处”处长。这个“特务处”，并非政府机构，乃隶属于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之下。经过筹备，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所以尔后的“军统”订“四一”为成立纪念日。
    戴雨农于三十五年（1946）三月十七日空难殉职，特将“四一纪念”改在“三一七”合并举行，简称为“三一七纪念大会”。之后，“三一七大会”年年举行，迁台后仍继续不断，先总统在日，每年均莅临讲话。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我们初识的那段时间里，戴雨农原已负有“联络”任务了。
    那个时候，是否有一个称为“联络组”的单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农先生年谱”中看到的记载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蒋公为促成团结，共赴国难，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离京返乡。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联络组，主要任务为团结以黄埔学生为中心之革命力量，侦察敌情，镇压反动。于是，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
    于此可见，戴雨农此刻负有“联络”任务，自是无疑。不过，所谓的“联络组”，可能不是正式编组，而是一个暂用的名称，用以代表此项活动而已。
    至于说：于二十年（1931）十二月，就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一节，也不尽然，别的地区不敢说，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可是我在二十一（1932）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
    这是一个证明，编写历史性的文字，实在是大不易呵。
    戴雨农之任“特务处”，也有许多传说，因为他在“力行社”高级干部中的期别、地位，都比不上别人，此一重任，怎么会交付给他呢？根据戴雨农自己所说：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在南京中山陵园，我接受领袖成立特务处的命令，领袖支持我，固然绝对负责；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现已出国，名字我不便说了，要来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次日，我就报告领袖，请求辞职，结果没有准，及至一年以后，领袖告诉我，仍有人来攻击我……
    从这一段话，可知他之出任“特务处”，完全是校长蒋公的支持与赏识。这是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成绩卓著的工作经历了。
    除了在《戴雨农先生全集》、《戴雨农先生年谱》、《戴笠传》以及其他著述中，所提到的一些事迹，不再重复外，我听一位不许我提他姓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者对我说过许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行谊，因为这是耳闻，姑且一记，算是戴先生的逸史轶事好了，或者对戴先生前期的工作经历有所参证。
    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至十九年（1930）之间，戴雨农、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诸位先生，就曾在河南开封组织一个“三民主义大侠团”，一方面联络、吸收爱国志士，一方面也能作为情报触角。
    又如某年，包藏祸心的冯玉祥，用金钱雇佣了一批亡命自称叙利亚籍的中东人，潜入南京，意图行刺，戴雨农于事前获得消息，因而破案。
    又如在上海，有一伙帮会中人，意在借故寻衅，向当局提出条件，大讲“斤头”，否则就要如何如何，也是戴雨农他们出面化解的。
    戴雨农先生从来都不炫耀他自己，像以上所举的这一类的事，想必还多。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起过。我知道或者说我了解，戴雨农的斗争性特强，他要战胜一切横逆，但并不执拗，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他有一套适应任何环境的超人本领。至于他的知人善用，已经是识者皆知，尤其为常人所不及者，多少名噪一时的铁金刚，到了他手下，也会成为绕指柔。

自序
第一章 “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吸收入“军会”与征召受“特训”
负有秘密任务的领班人
“国际大间谍”范行
情报活动中的政治运用

第二章 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
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
竭尽所能展开侦察部署
果然应验了天网恢恢那句老话
自诩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佳构

第三章 天津法租界枪击吉鸿昌
“天津站”突生变故卷入“箱尸案”
“天津站”新任站长又意外亡故
搜寻吉鸿昌的踪迹总算有了着落
事情有变不得不重新部署
失之毫厘，刘绍勤做了替死羔羊
吉鸿昌之死

第四章 毒杀石友三失利被迫流亡
争取到对方的亲信作为内应
枪击与毒杀两者之间的取舍
操之过急所造成的惨痛后果
处置失当、步调失常与进退失据
不敢面对现实作了一次边塞流亡
像石友三这种人自然不会有好下场

第五章 双管齐下制裁殷汝耕
潜入通州一睹冀东伪政权真貌
虎口脱险的奇女子
秣马厉兵，准备再次行动
可惜我们没有女性行动员
活捉到手的殷汝耕又被他跑掉了

第六章 枪林弹雨狙击王克敏
全凭一股不畏难险的冲劲
摸索中接触到一条路线
情势所迫决意拼个你死我活
掩蔽在天罗地网的缝隙中
功败垂成，怅然回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