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一个女青年替我问了，居委会很小心地给秋打电话，说有人来访，那女青年笑说她老人家会见我的，我们约好的，可是我把笔记本丢了，地址也丢了。她满不在乎，当然因为她年轻，她可以找。我跟着她，走过一幢幢有绿地间隔的楼房，来到秋家。那女青年很小心地在门外擦脚垫上擦过了脚，这些麻烦事我是用不着了。
秋的房间很整洁，四壁图书，各种文稿一点不乱，我很佩服，她的风帆还没有收起，那架斯坦利钢琴靠在墙边，它仍然在，还是那么光亮。我想弹起来一定还是那么好听。她坐着，向来客微笑，示意那女孩坐下。那女孩恭敬地鞠躬，呈上一封信，我猜是介绍信，果然是地方上一位教授推荐这女孩来考秋的博士生。女孩说她醉心比较文学研究，如果能投在秋的门下，就此生别无他望了。秋很温和，说她还没有决定今后还招不招博士生，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如果她招的话，会有招生简章的。她安慰女孩说：“我已经对你有了印象。”女孩又谈了一些对文学的看法，说是要研究对鬼魂的描述，比如说哈姆雷特的鬼魂和聊斋的鬼魂。我听了不觉浑身一颤。
秋专心地听着，后来微叹道：写鬼其实是一种向往，因为人总是要老的要死的。死意味着结束，可是很少人甘心结束，便有了鬼魂。那是很美丽的想像。不同民族对鬼魂的想像是不同的。西方男鬼多，中国女鬼多，你有没有注意？女孩用心听着，不时抬起眼睛看秋，不知为什么忽然满眼含泪，她站起身鞠躬告辞，泪水滴在地板上，连忙用纸去擦。秋温和地说不必了，又亲切地问有什么为难的事吗？女孩默默地从包里取出一份杂志，翻到一页，正是秋的照片，那大概是她五十岁左右的照片，盛需丰容，很有神采。那时她开始成名。秋立刻明白了，轻叹道：“现在是老而丑了，是吗？”女孩点点头，我想她可能想到自己也会变老变丑，这种为难是无人能解决的。她们两人对看了一会，女孩再鞠躬，告辞走了。
秋站起身送她到房门口，又转身走到阳台上坐下，看着窗外。窗外有两棵白杨树，叶子在雨中很绿，很光滑。我发现她走路的姿势很特别，却想不出问题在哪里。阳台上很亮，她的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老年斑好像放大了，还有几处莫名其妙的红色，显然也是病或老所致。我不由得又心头一颤，怪不得那女孩要哭。我的审视一点没有打搅她，她安详地看着白杨树。我不再看她，而去端详墙壁，墙上挂着辛校长夫妇的照片，辛校长在“文革”中猝死，夫人也一恸而绝，当时大家都很震动，现在照片中人还没有老。钢琴上摆着她和丈夫阿潘的照片，照片上俩人都还年轻，靠着一段栏杆，秋的一只脚稍稍抬起，登在栏杆上，很调皮的样子。他们离婚以后，阿潘调到我所在的小城，后来也没有复婚，秋倒还摆着两人的合照。阿潘是十多年前患病去世的，能够自然死亡，算是善终。旁边摆着的照片中是一位时髦女性，眉眼略有些像秋，当然是她的女儿蔚来了。我想她幸亏有女儿，不然这房间里除了她就是鬼魂了。一个中年妇女拿着电话走过来，看上去像是陪伴一类。一手掩住话筒一端问：“先生，接电话吗？”秋接过话筒，显然是工作上有来往的似熟而又不熟的那一类，邀她参加一个聚会。秋辞谢了。她交回话筒，想要站起身，可是右半身似乎动作困难，那陪伴忙放下话筒到右边搀扶她。可是秋用左手拉住陪伴的手，很费力地站起来，说：“好了。”我想她大概曾经中风，或是别的病痛，右侧神经有问题，走路的样子有些特别，也是因上肢引起。
一只喜鹊在树上跳。“嘿，小心滑倒。”原来她在对鸟儿说话。她在窗前站了一会，仍走到书桌前，对陪伴说：“今天上午不接电话了。”她打开电脑，一行字很清楚地显现出来。我很快明白了，这是她的回忆录。现在盛行回忆录，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有价值，不应泯灭，要记下来。这也许是多多益善，怕的是不真实的编造，煞费苦心的涂抹。不知底细的人往往要上当受骗，历史也更难弄清。真的，不要说回忆录，连正式的历史著作也是错误百出。现在所谓的著作太多了，胡编乱造说梦话也算历史著作，还有所谓的“纪实”应该改为“记梦”。想像力倒是挺丰富的，可苦了后人，怎么分辨呢？秋亲历了一些历史事件，应该记下来，她是一个诚实的学者，会记下真相。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盯着荧屏，谢天谢地，这文字在电脑上慢慢流动，不需要翻阅。
真奇怪，荧屏上显出一个卡通娃娃，围着红肚兜，脚下踩着两个轮子。我略一思忖，悟出那是哪吒，他踩的是风火二轮。只见两轮飞速转动，长长的火焰像一面面旗帜在飘扬。秋聚精会神地看着荧屏，我想不出她和哪吒有什么关系。
哪吒在奔跑，我转过脸去看钢琴上的照片。照片上的阿潘眼睛似乎动了动，他看见我了。这时秋忽然大声说：“你要看吗？你看得懂吗？你先不用看，这是个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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