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史蒂芬森，《Slate》杂志的撰稿作家，作品散见于《纽约时报》、《纽约》杂志、《时报周刊》、《滚石》杂志及其他出版物中，曾多次荣获美国旅游作家协会 (Society of American Travel Writers)的劳威尔汤玛士奖，最佳美国旅游文学系列亦曾三次摘录他的文章并获得2005年美国网络新闻奖 (Online Journalism Award for commentary)之报导文学奖。目前住在华盛顿特区。

    赛斯和他女友都痛恨飞机，因此他们决定进行一趟没有离开地表的环球旅行，不管是双脚、脚踏车、巴士、渡轮与火车……都可以，总之就是不搭飞机！
    最后，他们决定辞掉工作，退掉房子，寄存家具，搭货轮、游轮和渡轮，坐黄包车、摩托车和公交车，驾车横越澳洲内地，骑自行车穿过越南，更搭乘看似永无止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俄国的一边到另一边，在地球上漫步。
    货轮中，房间贴满波霸美女相片的船员房间，唯一有穿衣服的相片是他的女儿；在往海参威的火车上，亲眼看见五十四个人挤进了三等舱，天啊，当中还有人带着一条鱼上车，我开始同情他们了……
    通过本书，作者带我们回到一个更浪漫的时代。在那里，“旅行”代表从一个偏僻小站到另一个偏僻小站，在地上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以及交通工具上的种种奇遇，而多数现代长途旅行者却只要在三万五千英呎的高空飞越即可。

    第一章 渡轮——美洲到欧洲
    出境
    在8月一个闷热的周五下午，我们搭乘费城公共运输系统SEPTA的通勤火车离开费城市区，往南沿着德拉瓦河前进。火车上挤满了提早下班度周末的上班族，我们把行李放入座位上方的行李架，在一个穿长裤套装、正在打盹的女人旁边找位子坐下。半小时后，我们在一个名叫艾迪史东的小镇下了车，月台上空无一人。
    这是一个安静的郊区。铁轨左边是铺着木瓦屋顶的小屋和修剪整齐的绿草坪，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美国国旗在风中飘扬，一辆冰激凌车在大街小巷中缓缓绕行。铁轨右边几百米外，荒废丑陋的大楼林立在德拉瓦河两岸，那里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扛起背包，走上野草丛生的人行道。
    才过了几条街，这里的景色就不一样了。我们进入一片滨水的工业荒地，这种地方一般人绝对没有必要来，而且只会在低成本动作片中的枪战高潮戏里才会出现：破败的仓库、一家名为“沫克斯”化学工厂的路标。这里放眼望去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几辆车体都褪了色的十八轮大卡车隆隆驶过。
    我们还没抵达河边，就看到马路尽头有个通往大型货运站的门。走近时，一位老先生从小亭中探出半个身子，向我们要护照，原来他是海关官员。他要我们拉开背包拉链，然后往里面随便看了一眼，便挥挥手放我们通行。
    “你们要旅行多久？”我们走开时，他这么问。
    “不确定，”我回头说，心里琢磨着这个问题。“看环游世界一周要多久。”
    “不会吧。”他呵呵笑起来，“你们的行李比我老婆去度周末还少呢。”
    我们的出境手续这样就结束了，简直像机场的相反版：没有离境休息室、没有美食街、没有免税购物，这里的宗旨是移动货物，而非照顾乘客。至于安检呢，货运站有一道拴着铁链的围篱，另外就只这么一个男人(而且他好像既没本领也没意愿刁难)我们不需要走过金属探测器，也不需要脱鞋、解下皮带，更没人没收我们的隐形眼镜药水，跟近年来大多数的航空运输中心那种让大批人挤在一起等候、践踏公民自由的做法大相径庭。
    当然啦，马虎的安检措施也有缺点，要从这个港口走私违禁品肯定很容易，禁药啦、异国稀有种的小猴子啦，甚至是公事包大小的核武器。
    我们从警卫亭走向水边，跨过一大片凹凹凸凸、铁链钩环散满地的柏油路。附近的国际机场有几架飞机正在起飞，一架巨型汉莎飞机从我们头顶上方喷着烟飞过，这辆飞机肯定跟我们一样，也是要横越海洋的，但飞机和机上的乘客抵达欧洲时，我们的货轮可能才刚驶出德拉瓦河河口，准备进入大西洋呢。我忽然想到：身为一个热爱陆地旅游者，我必须大幅调整对速度和距离的概念才行。
    我们没有搭货轮的票，只有我在家里列印出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船名“自立号”和货运站的地址，旅行社的人一再向我们保证对方会知道我们要搭船。
    几十年前，我们根本不需要旅行社，那时候你可以直接去货运码头，说服(或是贿赂)别人让你登上货轮，只要说得动船长给个床位或地铺就好。你可能必须刷甲板抵船资，不然塞给船长一叠现金也行，但不管用什么办法，货轮在离港前接受载客都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美好时光不再，搭便“船”的黄金时代已画上句号，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现在，要是没在几周前预约，根本不可能接近货柜船(除非你躲在货柜里面，但我可不推荐这个办法，因为你得忍受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蒸人的热度和窒闷的空气)。
    《纽约时报》1994年的一篇报道就描述过一群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货柜偷渡客，文章的小标题是耸动的《在肮脏铁柜里渡海三天》。偷渡客后来被水手发现，因为他听到惊慌的吼叫和撞击声从甲板上方堆高40英尺的货柜中传来。
    跟所有伟大的探险一样，只要一扯上律师，随性货船游就得中止。货运公司一致决定，基于广受重视的责任与安全问题，他们只有头壳坏去才会继续允许船长随机搭载乘客。打个比方，要是其中哪位乘客在海上忽然生病，急需医疗救助怎么办？这时如果船长改道航向最近的医院，就会延误货运时间，造成货船公司的财务损失。而如果船长拒绝改道，导致乘客死亡，那么就准备接受起诉吧！不管哪种情况，都不是船公司会想惹上的麻烦。
    接着就出现货轮旅行社了，并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旅行社的内行看法是：由于自动化提升，开船所需的人手减少，出海时就会有许多办公室空着。这些空着的舱房都有门，舱内空间也大，舒适的程度正好可以当成另类游轮促销。旅行社说服货船公司经营这项需要仔细规范的小副业来赚外快，将这些空舱房出租给追求另类旅游体验的高档游客，货轮旅游业于是诞生。
    现在如果想搭货轮，你必须先通过货船公司认可的旅行社订位，签署厚厚一叠豁免弃权书，出示医生开立的健康证明以及涵盖医疗疏散的保险单。但如果你年逾80岁，就算办妥上述种种手续，还是无法获准登船。毕竟让那些患有关节炎、一把老骨头随时会散的人在湿漉漉的甲板上走，风险实在太大了。
    货运站的角落有间作为管理室的小棚子，我们敲了敲门，一位满身油污的码头工人出来应门，果不其然，他的确在等我们。他把我们的背包抛上货车的载货箱，载我们来到几百米外的船台，虽然距离并不远，但这段路让普通老百姓用却不安全，只要拐错弯，可能就会被超速行驶的叉车撞上，或是被起吊机的钩子钩住。
    这位码头工人停好货车，跳下车，从载货箱拿出我们的背包，然后又开车走了，我们身边是一道把太阳都挡住的巨型蓝色金属墙：那就是我们要搭的货轮。
    搭渡轮起程
    普通像那种又大、又白、航行在加勒比海的豪华游轮，登船过程是让上千名旅客在码头上排成蜿蜒的长队等候，一队游轮工作人员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衣服上别着式样繁多的肩章，把行李放上服务推车，拖到乘客的船舱里，等确定大家都安全上了船，就指出意大利通心面自助吧台的位置。
    但我们这艘货轮没有那种服务，取而代之的是一名身穿蓝色连身衣、头戴橘色安全帽的菲律宾籍水手，要我们踩着架在船边的一道临时铁梯，手脚并用地往上爬一百英尺左右。到了梯子尽头，我们跨过一道裂开的深沟，踏上了货轮的主甲板，在这里匆匆跟船上坐第一、第二把交椅的人员见了面——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罗马尼亚人，他们都忙得没空理我们。接着水手带我们爬上一条昏暗的楼梯，通过密闭幽暗的走廊，走廊两旁是紧闭的神秘舱口。他对着一扇门指了指，点点头，显然，我们抵达要住的船舱了。
    跟游轮上谄媚殷勤的工作人员比起来，我还比较喜欢这种粗鲁的效率。事实上，萝贝卡和我还蛮高兴自己不是这趟旅程的主要焦点和目的的！要是在游轮上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的居住空间挺漂亮的，天花板高高延伸到船艛内，三面有窗，我们有一间含卫浴的卧室和一间专用的起居室，起居室里还有两张沙发和一张茶几(茶几当然是横放在地板上的，免得船颠簸起来时会乱滚)，门外甚至有块写着“老板舱”的铜牌！既然这艘船是由汉堡启程，我免不了幻想起有个大块头德国人突然冒出来，说这是他的房间，还要把我们赶出去。
    窗外，我们可以看到货柜正在装载，之前就听说在船离港前会装上至少500个货柜，每个长40英尺、宽8英尺、高8.5英尺的货柜，从下方几百英尺的甲板，一直堆到我们舱房窗户下缘，货柜占地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从船艛一直到船头。
    我们走出房间，到栏杆旁好把这一切看清楚。装载码头上发生的事，简直像6岁小男生最天马行空的幻想：一整个舰队的大型交通工具，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每一辆都有特定的功能，那些车子一下子往前、一下子往后，拖着、抬着，打倒车挡时，安全信号还噼啪作响。
    为了弄清楚整个过程，我紧盯着还在码头上的一个货柜：首先，一辆超大型叉车把货柜从地上抬起，放在一辆叫作运输车的平板拖车上。运输车把货柜运到货轮边，停在几架固定在港口的巨无霸起吊机下方。起吊机高高耸立在船身之上，在沿着码头而建、与货轮平行的轨道上滑行，这样起吊机就能向前滑到船头，或是往后滑到船尾，把货柜分别放在不同的行列上。
    起吊机操作员高居我们上方，悬吊在一间小小的玻璃操纵舱内，低头看着那辆运输车。他调整着一根有四个方向的分量杆(我喜欢说是“摇杆”)，跟货柜顶部的四角对齐，锁定位置之后就把那个货柜抬到了空中。这情景简直就像在游乐场里玩抓娃娃机，可以用机械爪夹起填充玩偶给女友的那种。只不过这位起吊机操纵员每一次都能拉起猎物，而且总有用不完的铜板。他厌烦地捶着控制面板，然后转身发现女友正对他翻白眼。
    货柜被吊起、移到货轮上方后，操纵员小心地降低货柜，放到甲板上的同时，另一辆运输车滑了过来，车上已经装好了准备放上货轮的另一个货柜，正不耐烦地等着被起吊机发现。
    有经验的起吊机操纵员，每小时可以装载25~30个货柜，或每隔一分钟装好一个货柜。今天有3架起吊机同时工作，外加运输车和叉车的合作，场面就像一曲搭配无间的芭蕾——只不过被优雅地举到空中的不是四五十公斤重的女伶，而是35吨重的金属柜。
    码头上的和谐动作重复着，一次又一次，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看够了之后回到舱房，打开背包整理物品，接着进入梦乡。
    差不多在半夜时，我被货轮启动引擎的声音吵醒，感觉推进器正把我们推离码头，螺旋桨开始转动，速度越来越快，在一阵轰鸣声中，我们驶进了德拉瓦河。
    第二天早上醒来，从窗外可以看出我们已经通过河口，进入宽敞的大西洋。我们离岸边还不太远，附近来往的船只挺多的，有的货轮朝我们驶来，有的超越我们而去。
    我们咚咚咚地下楼，去军官食堂吃早餐，在那里遇见了船上的另两位乘客。这对退休夫妻是蒙特瑞从，年纪都七十好几了。法兰克说他以前干过工程师(以及其他职业)，但四十几岁时从激烈的竞争中退出，改当作家。他依旧风采迷人，有个又直又挺的鼻子和高高的额头。他妻子黛芬妮是大学教授，曾拿老鼠当实验对象做基因研究。她本身也有点像小老鼠——个头小、可爱、脸尖尖的。她像少女那样，把一头白发用几根发夹别住。
    法兰克和黛芬妮要去欧洲参加一场婚礼，得要花上一个多星期才会抵达，但他们不赶时间。
    “除非真有必要。”黛芬妮说，“不然我们绝对不搭飞机。”
    “空中飞行以前是挺美妙的。”法兰克说，一脸留恋的表情。“但却被破坏了，那些人在设计给300人乘坐的飞机里面装进500个人，挤得不得了，空气循环系统运转不及，所以你才会被那个小孩传染感冒。”说到这里，他的大拇指往肩后一指，假装47G的座位上有个鼻塞的小顽皮。
    他们想过搭玛丽皇后二号从纽约去欧洲(该船仍有横越大西洋的航班，不过冬天时就会在加勒比海附近晃荡)，但后来又觉得这样不像他们的作风。
    “那只不过是艘游轮。”黛芬妮说，“我们觉得搭货轮一定非常有趣。”
    坐船上第三把交椅的是一个总是笑脸迎人的菲律宾男人，名叫奎格里欧。早餐后，他带我们这4位乘客到主甲板，开始用结巴的英文说明规定的安全讲习和各种紧急逃生程序。
    首先，他示范如何使用人手一件的“浸水衣”，这种厚料子的合成橡胶连身衣要罩住我们的衣服，里面附有一件救生衣、一把闪烁呼救灯和一只口哨。如果发生不幸状况，我们必须跳进冰冷的大西洋，周遭又没有救生艇的话，这件衣服就能维持我们的核心体温。
    这种衣服就像小孩子穿的连身睡衣，蓬蓬地可以保暖，是鲜艳的橘色，以便让空中搜救的人轻易发现。黛芬妮赞美着浸水衣，口气却颇为怀疑，我想象她娇小的身躯在浪涛中上下起伏、等候救援的模样。
    做完浸水衣说明后，奎格里欧说起船上的警报信号，每个信号都有特定的含意。第一种汽笛声响就代表紧急状况。
    “比方说船要沉了。”奎格里欧婉转地说。
    如果我们听到这个信号，就应该到集合站集合(如果那时集合站还没被浪头打掉的话)。
    第二种汽笛响代表火灾，这种时候，我们一样该到集合站集合(如果那时集合站还没着火的话)。
    第三种也是目前为止最有意思的一种汽笛响，代表有安全状况。
    “比方说有海盗。”奎格里欧说。
    我问，要是有海盗劫船，我们是否该到集合站集合？
    “不行！”奎格里欧说，“待在自己的舱房，等候船长的广播说明。因为海盗可能就在集合站上！”
    安全讲习结束后，奎格里欧带我们参观船内，让我们熟悉楼层配置。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位于船后方那多层的高建筑名叫船艛，支撑着所有居住舱房和船桥，是所有人吃饭、睡觉和操纵这艘船的地方。
    船艛前方是一望无际的成堆货柜，里面装了什么？船员毫不知情。如果货柜中有冷藏物品或危险化学药剂，那么船长会接到通知(冷藏货柜由一名船员，即“收帆员”负责，好时髦的职称啊)。否则，这些密封货柜的内容物就只有天知道了，可能是蓝色牛仔裤、古董车，也可能是废铁。由于船的上一站是维吉尼亚州的里士满，最合理的猜测就是货柜里装了烟草，但我们也没办法肯定就是。货轮船员不会打开货柜，也不会问问题，只会设法把东西准时运到目的地。
    奎格里欧带我们从船艛走到船艄，船身长550英尺，因此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走到。我们从栏杆和货柜堆旁的一条窄廊中走过，货柜堆的金属结合板随着起伏的波浪移动，一面发出嘎吱的呻吟。
    最后我们抵达一片开放的小甲板，约有壁球场那么大，夹在船艄处。这里叫作“艏楼”，但基于不明的航海或历史理由，要念成“叟娄”，而且要写成“首楼”。在这艘货轮尖尖的船头，前方和两侧的视野都不受阻隔，能看到大海，同时也有完全的隐私。船艛内没有一个人看得到你，因为后方高高耸立的货柜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而且距离引擎够远，因此只会听到船身在水上航行的声音。
    “我要在这里消磨时间。”萝贝卡说。
    我们计划带着防晒油、书和望远镜，在这里待上好一阵子。正如我们第一天在海上就学到的：货轮上没多少事情可做，没有电视、网络、餐厅、酒吧或健身房，没有几个圈子的乘客可以结识，也没有规划好的活动可以参加。但是却有大量的安详和宁静。我们都已习惯了特区生活中的噪声喧嚣，手机铃声、电视上的聒噪不休，以及公寓外马路上高峰时间车流的喇叭响。现在懒洋洋地躺在首楼，我们所体验到的几乎是慑人的安静。
    船上的那股与世隔绝也是最佳的电子资料勒戒所，让人欣然前往。我想不起来自己在今天以前，最近一次在清醒着的几小时内都没去查电子信箱是什么时候？萝贝卡、我和我们认识的每个人，全都对从不间断的网络资料和聊天上了瘾。但在这艘货轮上待一个下午之后，我发现我根本不想管收件箱里成堆的信件，或是常逛网站、部落格上的更新文章了。有什么关系呢？在大海古老的寂静中，这一切忽然变得微不足道。
    至于船上的社交活动，程度是零。我们唯一会跟他人打交道的时间，就是每天跟法兰克和黛芬妮共进三餐(船员在另一桌吃饭，时间也跟我们不同)。他们虽然是一对可爱的老夫妻，却属于不同的年龄层，有时候我们都觉需要想尽办法才能让双方的交谈跨越年龄鸿沟。
    在白天的非用餐时间里，萝贝卡和我都并排坐在塑胶躺椅上，在太阳下看书，要是看累了，就逛逛船上空旷的地方，拿望远镜看海鸟，或是可以看海豚或鲸鱼，只是目前我们的运气还不够好，还没发现任何海洋哺乳类。
    晚上，我们穿上毛衣，抵御傍晚带着咸味的寒意，星星在一片漆黑的天空中闪烁，没有会把夜空晕成一片乳白色的城市灯火。
    过了第一天，在摇摆的船上平稳行走就已经不成问题了，也习惯了船缓慢、稳定的摇晃。事实上，在摇晃中睡着还蛮美妙的，我们在摇摇晃晃中进入梦乡。萝贝卡一直梦到自己在法律事务所的办公大楼中，而且那栋建筑还像波浪在起伏，档案抽屉滑开，架上的案例本散落一地，然后她醒过来，才想起这些事已经跟她无关了。
    我们横越大西洋的路线会从北纬40度、接近新泽西州南端之处开始(这个纬度的其他地点还有葡萄牙和北京)。将以大约呈对角线往东北，朝北纬51度行驶，途中会经过英格兰海峡(这个纬度的其他地点还有卡尔加里和俄罗斯远东)。
    神经质的水獭？
    这趟旅程中第一个视觉大航点很快就出现了，在海的颜色从单调的灰绿色转为一大片紫色时，有几片海草飘过——这是进入墨西哥湾流温水域的明显征兆。船员趁机用水泵把温暖的海水抽上来，注入后甲板上的一个小泳池，萝贝卡换上泳衣，跳下去游泳，所谓的“泳池”其实比较像浴缸，只比乒乓球桌大一点点。看萝贝卡在两头来回游泳，让我想起以前在经费短缺的动物园看过一只神经质的水獭，一个劲儿地在小小的水族箱里来回游动。
    这天是星期天，船员不必工作，有几个人晒起了日光浴。电工工头是个名叫维托德的老波兰人，脱了上衣在船尾的甲板上做起保健散步。他穿着勃肯鞋和黑袜，挺着个大肚子，胸前长了片乱七八糟的灰色胸毛，还戴了一副全罩式镜面墨镜。
    维托德经过我的躺椅旁，停步和我聊起天气，他预测整段航程都会晴朗无云。大西洋的夏天向来很平静，冬天可就恶名昭彰了。
    “倒了揪月(到了9月)，”维托德以低沉的喉音说，“棵能酒会企薄峰雨溜(可能就会起暴风雨了)。”
    船上共有23名船员，却有6个国籍，船长是面无表情而且鲜少现身的德国人，据我了解，他跟每天的例行工作没多大关系，但如果船出了任何差错，他就要负全责。
    3个导航员分别是德国人、罗马尼亚人和菲律宾人，真正驾驶这艘货轮的就是他们。菲律宾人就是我们已经见过的奎格里欧，那个罗马尼亚人则又是皱眉、又是咕哝地说，他宁可不要见我们。另外那个德国人名叫利可斯，感觉蛮友善的，我想他是最可能跟我合得来的船员。
    4个引擎室船员包括一位俄国人、一位乌克兰人和两位波兰人，他们总是待在一起，自成一个小圈圈，不跟导航员打交道。除了维托德以外，其他人似乎只会说一点点英文。
    最后还有15位水手，各有如“上油员”或“擦板员”的职称，大多时候都在甲板下方，这些人清一色是菲律宾人，海上的货柜船的水手多是如此，不管该船船长或船员是什么国籍都一样。就像爱尔兰警察或犹太宝石学家，菲律宾水手也成了一种种族职业刻板印象，我问过的人里面，没有一个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可能的解释是：一、航海知识深植于菲律宾文化中；二、他们工资低。
    我选在这段旅程中阅读的书是《货柜》，描述货柜运输的历史。作者马克？勒文生(MarcLevinson)认为，大家都忽略了影响全球化的关键因素也包括货柜。我对封底的宣传文字很威兴趣，上面说：“现代货柜改变了我们生活，其方式仅次于网际网络。”书上还说：“要是没有货柜运输，就不会有全球化、不会有沃尔玛百货，甚至可能不会有高科技。”
    在货柜运输开始以前，装载一架货轮就像是想办法把乱七八糟的图片拼凑出来，无论是一堆木材、一袋谷粒、一整块乳酪或是一批自行车，每样东西都得徒手运上船舱。这项工作由众多码头工人负责(请想象马龙白兰度在《岸上风云》的演出)，用钩子、栈板、滑轮、叉车和苦力把货运上船，装好一艘船可能需要花好几天，码头工人有时还会趁货还在码头的时候下手行窃。
    20世纪50年代时，一位货车运输巨头麦尔肯？马克兰(MalcolmMcLean)开始想象一种新系统。他想驾驶十八轮大卡车到港口，在卡车的拖车上装满货物，卸下卡车车轮和轮轴，放上船，然后让这艘船航向另一个城市，好避开美国愈来愈拥塞的高速公路车流，最后再把拖车卸下，放在终点等候的十八轮大卡车上。
    1956年4月26日那天，他真的这么做了。在马克兰的监督下，一辆翻新式样的油轮(名叫“理想X号”)在纽阿克港口装上了货物，装载过程并没有花上3天，只花费了8小时，由一架起吊机把拖车吊上甲板。理想X号在装货当天启程，抵达休斯顿后再把堆叠起来的拖车卸下，整齐地放在等候的卡车上。
    根据马克兰的计算，若和把散装货物装上类似大小的货轮相比，他的货柜系统能把成本降低到百分之三，省下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支出，港口工人可以改成起吊机操作员，而且使货柜遭窃的可能性也降低，因为货物都锁在箱子里，而不是暴露在栈板上，同时整个流程也快多了。
    理想X号的处女航大成功，促使货柜运输在世界各地的港口兴起，为求全球使用方便，货柜的规格最后统一了。现在，几乎每样东西都是货柜运来的，四下看看自己的家里吧！你看到的东西里，可能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东西都曾经在一个40英尺长、波纹状的金属柜里待过。
    马克？勒文生认为，要是没有货柜运输，全球化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货柜大幅减低了货运成本，货品不再需要在邻近贩卖地之处加以制造或组装，工厂和仓库可以远在世界任一角落(不过最好是在劳工法宽松、容易剥削工人的地方啦)。
    噢，鲸鱼！
    我们在海上的第四天，发生了超级令人兴奋的大事。早上，在距离纽芳兰大岸滩不远处，我们看到一只鲸鱼从港口一侧跃出水面几百米 (待萝贝卡的望远镜一离手，我赶紧拿来凑到眼前看，但那只鲸鱼当然已经消失在海面下，再也不出来了，萝贝卡大笑) 。同样令人兴奋的是在当天下午，我们受邀参观之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引擎室和船桥。
    肥肚电工维托德带我们参观引擎室，他穿着一件污渍斑斑的破旧连身衣，衣服怎么看都不像在船离港后有洗过的样子，拉链开到胸口，露出毛茸茸的胸毛。他要我们戴上隔绝噪声的耳机，但当他凑近想让我们听见他说的话时，那股口臭和体臭实在叫人不敢恭维，这辈子我恐怕都忘不了那个臭味。
    要进入引擎室，得先跟着维托德爬下看似无止境的楼梯和梯子，愈来愈深入船的深处。在往下走的同时，我们开始觉得引擎的嗡嗡声穿透脑袋传来，最后终抵达引擎室的门口。
    “欢应(欢迎)！”维托德开心地喊，同时打开舱门，一股热流和轰隆声传出。“者是音擎(这是引擎)！”我们一走进蕴藏控船巨兽的这间双层舱室，他就这么喊。
    这艘货轮的引擎囊括7个汽缸，大小相当于有4间卧室的大平房，除此之外，就跟你汽车上的引擎差不了多少。驱动轴转动的不是轮胎，而是货轮上唯一的巨型螺旋桨推进器，而另一个小差异则是，本轮每天要耗掉152 000加仑（约600 000升）的燃料。
    这间引擎室和由引擎推动的这艘船，建造于1995年，以货轮的年代来说算是满老的了，拥有这艘货轮的德国货运公司可能再过不久就会把船卖掉，而且很可能会卖给希腊船公司。
    跟我聊过天的船员似乎都一致对希腊货运业有着些微的鄙视。“破铜烂铁”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对话里。
    “响遮样的串可以用赏驶五撵（像这样的船可以用上15年)。”维托德说，“接着再被希腊人用15年！”
    结束了船肚子之旅，我们往上爬了8层楼，来到船艛顶端的船桥，从这里的全景窗可以看到下方成堆的货柜，也可以看到各个方向的海平面。
    目前负责看守的是一等驾驶员利可斯，他个子高、肩膀宽，是个结实如混凝土般的日耳曼人，剃得光溜溜的头上，点缀着一副时髦的无框眼镜。
    利可斯开始导览，他先指了指船的方向舵，我以为会是木制马车方向盘之类的东西，上面有车床加工过的厚轮柄和亮晶晶的黄铜扣之类的，结果这个方向舵却比一般家庭旅行车的方向盘还小，跟这艘船的大小简直不成比例。
    此外，这方向舵还从来没用过。因为舵上有个杯垫大小的小刻度盘，嵌在舵前方的一个操纵台上，这个小刻度盘几乎负责了所有的操控工作。刻度盘上的数字从一到三百六十，跟指南针上的刻度相符。只要把转盘转到零，船的自动导航系统就会往正北方行驶；转到一百八十，自动导航系统就会驶向正南方。在辽阔的大海上，如果不需要避开船只或其他障碍物，船员通常会把转盘调到某个刻度，然后就不管了。
    掌舵就跟驾驶一样，几乎已经变成全自动的，这艘船靠全球定位系统随时计算坐标，差不多淘汰了老式的海图、尺规和分度器。当然电脑也不是绝对可靠，利可斯说，全球定位系统网格由美国政府控制，他们可以随时把系统关掉，甚至蓄意置入错误，让你误以为身在另一个地方，为了以防万一，这艘船的船员每天都会用铅笔在航海图上画下航行路线，并且每天用六分仪做目测以确认位置。
    撇开那可爱、过时的传统不谈，现代货轮驾驶员生活还是乏味的。他们每天孤单地在船桥上守望两次，每次4小时。利可斯负责凌晨4点到上午8点和下午4点到晚上8点这两班，在这段时间中几乎都在观测雷达，看航道上有没有其他船只，避免相撞，如果有，驾驶员就会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用那个小刻度盘调整船行方向来避开。不需要值班的时候，他们就看书、看DVD、抽烟或是晒太阳。
    这种工作是标准的“无聊多时、惊恐一刻”写照，因为大部分时候船都在自动航行。但如果一出什么状况，最好要能够很快地应付，因此最困难的挑战似乎在于保持警醒。
    利可斯结束导览前，用一句肯定是老掉牙的笑话替这段演说作结：“最后向各位介绍，我们最重要的一台设备。”他说着，指了指角落的一台电动咖啡机。
    货轮上的生活也不是永远这么僵化和专业，商船上的水手也曾经都是放荡不羁的探险家。过去船只在风土大异的港口一停泊就是好几天，等着卸下和装上货物时，他们就把赚来的钱在当地酒吧或妓院里花个精光，然后赶在船起锚前，醉醺醺(或是更糟)地走回来。
    现在有了货柜运输和自动化装卸，靠岸时间通常只有几小时，顶多能让他们在陆地上吃顿简餐或买几片新DVD，就又要开航，而且现在对毒品和酒的规定和执行也更严格。整体说来，现代的水手通常是一批沉着且技术熟练的人，不大会被公海上的浪漫情怀迷住。
    航行的中途时段是一片混沌，没有路标，也没有休息站可以让人暂停旅途劳顿、判断旅程进展，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夜以继日，货轮在咯吱声中破浪前进。
    在海上，这艘船维持17.5海里的速度——合每小时20英里左右。现代的货轮一般不需要快速行进，免得消耗昂贵的燃料，如果哪家公司需要迅速而非廉价送达的货物，他们就会选择空运。
    就算以陆地旅行者的标准来看，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都慢得令人发慌，打个比方，想象你搭公车要从西雅图到迈阿密，中途不停车加油、用餐或住宿，锁定每小时20英里的车速，差不多就是我们横越大西洋的情况了，只不过我们还得多走1000英里。
    我们每天前进约480英里，根据萝贝卡的手持式全球定位器，这位置大约是纬度十度。在海上度过24小时之后，我们到了新斯科舍省以南；48小时之后，我们到了纽芳兰岛以南。食堂的金属墙上贴了张地图，上面有个小模型船的磁铁。每次吃饭时，萝贝卡会先跟黛芬妮和法兰克打招呼，之后就参考全球定位器，把小船移动个八分之一英寸，小船在每餐饭之间的进展，可说是微乎其微。
    如果天气都像目前为止这么晴朗，我们从栏杆往外眺望的能见度便可达20英里，因此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我们所看到的地平线边缘就会是一小时后会抵达的地方。当然啦，令人气馁的是，那地方总是跟我们前一个小时看到的没什么两样。
    根据我的计算，任何时刻我们都能看到1250平方英里的海面，只是这块区域内什么都没有，从来没看过其他船只(我问利可斯为什么没看到其他货轮？他最后的结论是：因为海真的很大)。空中没有飞机或飞机飞过时拖曳出的一条凝结尾，因为我们并不在飞行航道之下，视野中只有空荡荡的海和空荡荡的天，夹着几许白浪和几丝白云。
    难捱的大雾天
    直到起雾。
    前往欧洲的路过了一半，在大西洋中央近乎死寂之处，有天早上我们醒来，发现船几乎被雾笼罩住了，看不见栏杆30英尺外有什么，也分不出船头或船尾在哪儿，舱房外原本是一望无际的海洋，现在却只有步步进逼的一堵雾。
    大雾从早到晚跟着我们，第二天也一样，雾加强了一种感觉，这点绝对正确——这艘船是个与外隔绝的孤立世界，船上加我们在内的27个人都是这个孤单宇宙中的人口。忽然间，我们这艘小货轮让人大威幽闭恐惧了。
    萝贝卡的头脑运作速度比一般人快上大约47倍，这对当律师的她很有益。但在无事可做、放眼望去只见一片灰蒙蒙的这里，就大大不利了。
    “我一直幻想要偷溜上船桥，用力踩油门让船加速。”她说，“要是我能驾驶水上飞机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把这艘货轮拖去欧洲就好了。”
    但她只能焦虑地在甲板上踱步，拿着一个小提袋，里面装着能让她分心的东西。首先，她取出那架短波收音机，把天线摆弄来摆弄去，想找英国国家广播电台的世界频道(没成功)，接着她看了看全球定位器(是的，我们还在大西洋中央)，然后又调起收音机(除了杂音外啥都没有)。沮丧的她只得借助于一本不知哪里找来的书，学起西里尔字母，为我们的终站俄罗斯预作准备。
    我打败无聊的办法则是尽可能在船桥上混时间，连珠炮般问一等驾驶员利可斯各种问题。他是个机警心细的人，而且似乎蛮喜欢有人做伴，也对我们要以陆路方式环游世界很感兴趣。即使在大多数环游世界的货轮上，船长和船员都从来没有真正马不停蹄地环游世界一周过，因为他们通常会在船航行一周以前就轮班，然后搭飞机回家休息。
    既然除了看雷达荧屏上有没有光点(但是并没有)以外，雾中无事可做，利可斯就教我识别几天前萝贝卡和我发现的那只鲸鱼。船桥上有本绿色和平组织的参考书，在船撞上动物必须提报的时候用，我们就拿那本书学习。从轮廓图上来看，我们之前看到的应该是条露脊鲸——这名字是因为早期的捕鲸人认为，猎捕这种鲸鱼是“正确”的（注：露脊鲸的原文是江rightwhale，right在英文中也有“正确”的意思）。
    因为这种鲸鱼被鱼叉叉中后会浮出海面，对捕鲸人来说非常方便(如果现在是1730年，大岸滩就会被捕鲸船挤满，我们这些哺乳动物朋友身上就会插着鱼叉，而不是让我们透过望远镜看了)。
    利可斯也让我翻阅船上图书馆的几本操作手册，我迷上了书中登救生艇逃生的建议程序，手册建议船长在一开始就下令救生艇上的所有人对着艇外撒尿，显然，艇上乘客的紧张和缺乏隐私会加深，导致有些人尿不出来，最后会造成尴尬的卫生问题。
    我们的船员朋友电工维托德也想了个办法帮我们对抗无聊。在一个慵懒的下午，看到我们快要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事来消磨时间了，他邀请萝贝卡和我到他的舱房，浏览他收藏的DVD。
    “箱结朵少都克以哦（想借多少都可以哦)！”他说着打开房门，领我们进去。
    他的舱房小巧简洁，比我们的小得多，窗户对着海，房里有维托德的味道，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才习惯，但这房间最醒目的一点却是用透明胶带贴在墙上的东西——一整排至少贴了十来张的上空女郎照片，每个都从不同角度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们。我应该说一下，这些女郎不只是上空而已，还都是波霸型的，真正巨无霸的哦。
    “我好像不该进来。”趁维托德翻出DVD收藏的时候，萝贝卡在我耳边悄声说。
    但我们都没提那些裸女照，维托德在书桌上打开DVD本之后，停顿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另一张海报，就在他书桌正上方。
    “者史窝女儿（这是我女儿）。”他说，露出一个骄傲的微笑。
    我们随着他的目光，看到一张丰满、双颊红润的年轻女郎快照。幸好，她穿有衣服。
    虽然他女儿的照片是他房里唯一非色情的图片，而且在她微笑脸庞的两边都是丰满的肉体，维托德对女儿浓浓的爱依旧是毋庸置疑的。他说他女儿现年28岁，在英国工作，再过一阵子，等船在利物浦停泊几小时的时候，她会过来跟爸爸共进晚餐。维托德就跟其他许多的货轮工人一样，出海一次就是4个月，因此只要有个短暂机会能跟家人见面就很开心。墙上的那张照片旁边贴了一张日历，算着再过几天可以回到距离华沙一小时车程的家乡。
    我们翻着维托德显然是非法取得的盗版DVD，想找可以边等雾散边当娱乐的片子，大部分电影都是波兰语配音，因此对我们没什么用。维托德在DVD上用黑色签字笔写下主演每部片的明星演员姓名，我们翻着翻着，归纳出两条定律：第一，女性明星全都胸部丰满，这点不稀奇；第二，维托德似乎不太会分辨非裔美国男星，应该说完全不会，因为只要有部电影的主角是黑人男演员，维托德的签字笔笔迹就写“丹佐？华盛顿”，不管那演员是不是丹佐？华盛顿。杰米？福克斯主演的片呢？维托德也写“丹佐？华盛顿”，威尔？史密斯演的呢？不，还是“丹佐？华盛顿”。
    我们向维托德借了几部片，当天傍晚就用船上联谊厅的电视看，这让我们舒服地分心了几个小时，但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已经是连着第三天了——窗外仍然是一大片又厚又浓的雾，我们再度被无聊感侵袭，那厌觉简直像我们根本没有移动，牢牢被困在这片大雾里。
    另一件让情况恶化的因素是我们的宠物燕子消失了，从费城开始，萝贝卡就注意到这只燕子，发现它在船艛一侧的裂缝飞进飞出。船停泊在港口的时候，这只小鸟一定误把船当成了家，我们出海后，它也跟了过来。
    可悲的是，这可怜的小东西并不适合在海上生活，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张开双翅的强健海鸥盘旋飞过，扫视着浪涛，潜水抓鱼，但每次我们的小燕子破缝而出向大海飞，却没多久就倦而归巢。我们开始担心，因为它在海上不可能找得到多少虫子吃，过去几天更是完全没看到它，海上没什么事情可做，因此我们对它的安危深深发愁。
    但叫人难受到快发疯的还是雾，又浓又闷的大雾裹住了一切，让人没了感觉，心头发闷，而且没办法把雾驱散。
    到了大雾飨宴的第三天傍晚，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现在只剩一个万无一失的法子：大量的酒精。我们向船上的小卖部买了一瓶威士忌，这个小储藏室可让船员买烈酒和香烟，一小时内我们就吞了大半瓶，萝贝卡很快就睡着了，我呢，却不知干吗要耍笨，手里拿着所剩无几的酒杯，跌跌撞撞地走进大雾弥漫的夜里。
    我带了短波收音机，原本希望能跟哪个广播节目做伴，但调来调去却只听到福音布道。我拔掉耳机，一声不吭地坐着，感到湿湿的雾拂上脸，一面听着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
    终于抵岸
    就在我继续啜饮着让人胸口都暖起来的烈酒，进入愈来愈深沉的醉意中时，一个类似填写大学申请书之类的伤感念头忽然涌上心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艘货轮，承载着不同的货物过活，我们可能会在中途的港口停靠，载一位新的爱人、伴侣或一两个小孩；在其他港口卸下宝贵的物品——搬家了的朋友、结束了的恋情、过世的父母。就算我们迷失在大雾中，都必须保持醒觉，不要成为悲剧船难的祸首，并且尽可能保障货物的安全。
    最后你的船会生锈，再也无法出航，因此在这个比喻中，人的来生就等于被希腊船公司买下。
    我们醒来时宿醉了，却欣喜若狂。房间窗外是一片晴朗的蓝天。这是我们在海上的倒数第二天，雾已散去，阳光像美妙温暖的沐浴照在我们脸上。
    萝贝卡和我冲到首楼尽情享受，不一会儿就发现自起雾前没看到的人烟，那是距离我们船头不远的一艘渔船，一大群黄头塘鹅飞在渔船后方，争相潜水抓猎物。
    一个小时后，我们看到了更棒的东西，有陆地！港口那边是锡利群岛，那是位于英格兰西南角外海的一群列岛，现在附近的船只和鸟儿更多了。
    然后是新手船员的终极奖品。我们正准备走向船尾去食堂吃午餐，萝贝卡却听到下方水上传来湿湿的鼻息声。她上身探出栏杆往下看，一群海豚正逐着我们的船头浪呢！有15只或20只吧，争相跳出水面、从喷水孔喷气、变换队形中的前方位置，为了捕捉这个画面，我差不多用光了相机里的存储卡。
    到了晚上，船员全都带着各自的手机到甲板上了，我们离岸边够近，可以收到信号，这是他们几周以来第一次可以打个人电话。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在海上的第9天以及最后一天，我们通过了英格兰海峡，左舷是多佛尔的白色峭壁，右舷是加来市，收音机接收到法国和英国的流行乐电台，海上满是帆船和各种船只。
    傍晚时分，我们从北海的须德河河口进入，在靠近比利时和荷兰交界处。港口的领航小船跟着我们航行，我们放下一条绳梯，领航员爬上甲板，带着满腹对当地潮汐、急流和浅滩的详尽知识，引导我们这艘货轮安全地在河中航行，向安特卫普港前进。
    在太阳下山前，我们的船停靠在安特卫普货运站的码头，起吊机立刻开了过来，准备卸下货柜。我也准备下船了，现在是该收拾行囊、把DVD还给维托德、向船上每个人道别的时候，大家将各奔东西，在不同的道路上继续各自的旅程。
    我想起哥伦布和他的船员，花了5周时间横越同样这片海，不确定彼岸究竟会出现什么。他们的膝盖终于跪上巴哈马海滩时，一定非常欣慰吧！对他们的感受，我想我或许能了解那么一点点了。
    当我们背起背包准备下船时，一阵熟悉的气味涌上我鼻端，清新如洗，我一时分不清自己在哪里闻过这味道，然后我想起来了，那气味是刚割过的草地，来自河对岸的一片草坪，那是陆地的气味。
    ……

引言
缘起
驴子推磨似的生活
不搭飞机，环球旅行的计划
退掉房子，简装出行

第一章
渡轮——美洲到欧洲
出境
搭渡轮起程
没有货柜运输，就没有整个全球化
参观整个货轮
难挨的大雾天

第二章
西欧到东欧
可爱悠闲的安特卫普市
反对飞机的真实原因
尽力模仿欧洲人
罗斯托克广场的“情色喷泉”
叫人担忧的“迅疾八号”
赫尔辛基市立博物.

第三章
东欧到亚洲
爱沙尼亚的独立日
火车上刻板的俄罗斯旅伴
冷淡的俄式官僚作风
散发鱼腥味的俄罗斯火车
凯萨琳堡遥想当年的“血腥屠杀”
西伯利亚境内的海豹和贝阿干线
特有的俄式耸肩——懒得理你
破落的海参崴

第四章
从日本伏木小镇到北京
井井有条的日本
东京的相扑比赛
时髦准时的子弹列车
举世闻名的神户牛排
搭“燕京号”去中国
神秘的马尾男
旅游者的三种境界

第五章
从北京到河内
旅途中最大的挑战
快速发展的北京
黄金周一票难求
美味的四川花椒
拥挤的北京西站
一波三折补火车票
抵达越南

第六章
从河内到曼谷
河内川流的摩托车
自行车之旅开始
自行车历史随想
贫穷的柬埔寨
著名的“吴哥窟”
告别乖戾的越南，去往曼谷

第七章
从曼谷到新加坡
曼谷——高雅与肮脏的结合
疯狂的巴士之旅
巴士的浪漫史
泰国的杂技演出
“凯瑟琳号”快乐的年轻人
我们遇到了麻烦

第八章 从新加坡到布里斯班
“梵谷号”狼狈且孤独的三天
萝贝卡终于来了
租车去澳洲

第九章  从澳洲搭渡轮到洛杉矶
让人快乐的“马提斯号”
有派头的船长
船上无比便利的生活
一年到头搭游轮的同志恋人
搭游轮是一种杀时间的办法

第十章 从洛杉矶到华盛顿特区再到其他地方……
搭火车从洛杉矶到芝加哥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