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了汉奸的花言巧语的作用。
然而，假使出于不得已可以作为辩解的话，那我们要问：当日同样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为什么会有许多文人崛起抗清，慷慨就义呢？为什么会有许多文人遁迹山林，终生不出呢？这些人并没有用出于不得已为藉口而投敌附逆。他在诗中用了陆龟蒙的典故，然而隐居甫里的陆龟蒙，不是曾拒绝了高士的征召吗？他在末尾自比于陶弘景，这明明是说：他自己在福王时已辞去官职，已非明之官吏，出仕满清，并非不忠于明室。他本意是叫人“休笑”，不知欲盖弥彰，反而在诗尾露出狐狸尾巴来了。
其实呢，一群汉奸们，大抵都是善于望风转舵，首尾两端。既工于卖国求荣，以享乐于生前；也工于粉饰洗刷，以求谅于后世。吴梅村的《自叹》，目的就在后者。这不仅吴一人为然，就连那明末头等汉奸文人钱谦益，他在南京自动上表，迎降清军，理应是没有什么不得已了，然而他在人清以后，却又常常不忘纂修明史，他希望有人著成一书，来“上答九庙，下诏来兹”，并在所用的印章上，刻着“鸿朗笺龄，白头蒙叟”八字。上句明明表示着大（鸿）明（朗）长寿（笺龄），下旬则又自附于孤臣逸老。这意思很显然，也不外是想用以蒙混世人而已。
这是“二臣”的矛盾，也是“二臣”的悲哀。
但在今日看来，古人还实在未免淳厚一点。为吴梅村计，与其写什么《自叹》、《吊侯朝宗》、《贺新郎》一类的诗词来曲曲折折隐隐约约地表现他的不得已的心迹，倒不如明明白白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或干干脆脆自称“地下工作者”，根本否认自己的一切罪过，并没有什么要求谅于人。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