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死了父亲的城市平民的孩子，如果要他写他眼中观察到的几代北京老市民的生活故事，平民本色，实属天成。北京赋予老舍文学创作的先天优势，这才有了他作品语言纯正的“京片儿’，幽默背后的同情话语。城与人联袂演绎的“北京故事”，在小说家老舍笔下，成为透视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鲜活样本。
1924年，老舍去了英国。1926年写成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随后又写出《赵子日》、《二马》（1929年），从英国寄回国内，在上海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赵子日》描写和表现“五四”后北京鼓楼天台公寓内，一群大学生浑浑噩噩、卑俗萎靡的生活。主人公赵子日是这群学生中的“中心”人物，因为他最有钱，挥金如土。赵子日无心读书，四处浪荡、捣乱。他捆绑殴打校长，被学校开除。他整日泡在戏院捧伶人，或是通宵搓麻将，或消磨时光于宴席之上，划拳酗酒，醉生梦死。在生死关头，幸赖挚友李景纯的劝说诱导，方始醒悟，打算洗心草面，重新生活。《二马》写“二马父子”在英国的生活经历，不是简单的域外生活小说，而是将华人域外生活与对国民性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之中，探索中国民族文化重建之路的作品。轻松幽默的文笔和极富地方色彩的语言，给读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老舍不愧为制作滑稽故事的天才。也许这也可以被当作是幽默吧。到了1932年8月在《现代》开始连载的《猫城记》，老舍的艺术想象越发丰富、离奇，荒诞不经的故事主题却是相当严肃的。《猫城记》写“我”和一位朋友去火星探险，飞机飞行了两个星期之后，不幸以坠毁的方式降落火星，友亡机碎。幸免于难的“我”没吃没喝，在遇险的一刻衣服也被扯碎，仅有裤子的腰臀一线尚能勉强履行职能，留住了别在那里的一盒火柴和手枪。“我”眼睁睁地看着灰鹰们啄食朋友的尸体而无能为力，不能帮助朋友使之入土为安。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被猫人们捕获，开始了在猫国的生活，于是有了“猫城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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