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坚守着耙梳考据和旧有的范畴，对在研究中引入西方理论持谨慎态度。方家之所以对此谨慎观望，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中西思维方式差别问题。中国古人有自己特有的思维习惯，有人称为“类比逻辑”、“无类逻辑”或“圆形逻辑”，西方人则有一套严密的逻辑规则。西方是认知性的逻辑思维，中国是体知性的直觉思维。王国维在其《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认为，西方人“长于抽象，精于分类”，但“泥于名而远于实”，而中国则重实践，对理论“不欲穷究之也”，“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因此“乏抽象之力”，从而导致中国古代学术是“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而西方学术则是“思辨的也，科学的也”。植根于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造成了学术话语和方法的差异，如果借鉴西方理论和观点，容易产生严重的误读，甚至出现用新名词对古代文学现象进行“重命名”，或者用古代文学知识“验证”西方理论观念，这样的研究无疑会走入歧途；二是中西方文化和文学有各自截然不同的背景，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现代理论更是如隔云泥，学者们对这种不同语境下的借鉴保持怀疑；加之西方学术理论的话语权威，能否保证在强势话语下研究立场的自足独立，值得忧虑。正如张荣翼先生所说：“在与西方他者的对话中，西方他者只是以自己的思想方式来看待问题，它对别的对话者都视而不见。当我们以当代自我的身份与它对话时，往往会慑于西方的话语权势，只能以他们可以理解、愿意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作为当代自我的一方没有自己的基本立场，或者这种立场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出来，这就失去了对话本来应该具有的意义。”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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