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说，他喜欢雨天，也喜欢雪天，这个时候他的思绪能飘到很远，有无尽的联想和人生的感触，他将这谓之“走神”，并且说寻求走神成了他的一种自觉。联系到创作，他认为一部作品要做到“抓人”还比较容易，要做到放人（即“走神”）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我看来，刘庆邦的一些好作品，其特点就在于能“抓人”，能“放人”。“抓人”，是因为它们大都有个逻辑（合理性）严密的故事圈，一条动人的趣味线；“放人”，则因为它们有个内在的诗化结构，有很强的表意性、抒情性，能与整个人生体验沟通起来。这尤其体现在他的短篇中。若论艺术的纯度和意境的优美，他的短篇高于中篇。真实朴素是他作品的外貌特征，但并非那种直向的朴素，他的朴素带有一定的扩张性。就是说他追求象外之象，味外之味。读《曲胡》《夫妻》《窑哥儿》等篇，常可见到在叙事的空白处，有情绪的游动，联想的触手，把读者带到更开旷的境界。
语言像生活一样，天天在变，倘若墨守某种语言规范、词语规范、句式规范，就很可能使作品蒙上一层尘埃，有文物感。刘庆邦的语言意识敏锐，他能及时捉住生活化的最新语汇，使对话充满俗趣，还能发现一些微妙的语言习惯。例如，冬天的“家属房”有冰溜子，路滑，来人不免跌跤，“他们只小声说了一句我操，就很快地爬起来了”。这种无人称情状，不是我们很熟悉也很滑稽的吗；又如党委书记总爱对人说“找时间好好聊聊”，而这“好好聊聊”又总是引而不发（《胡辣汤》）。这样的例子真是俯拾即是。更强的还是他的叙述，干净、利索、有黏性，善于创造悬念，虽然没有中断、倒错、闪回之类的手法，比较平实，但在叙述的夹缝中常常冒出氛围，带出意蕴。《大平原》中的写麦田和夏夜，《宣传队》一开头写演出结束，就夹上一句：“大团的凉气正从土路两边的麦田里涌出来”，都是例子。刘恒认为他的叙述控制力好，分寸感恰当，如不高贵的好酒，喝起来过瘾，大约不是为了捧场。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