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中国具体运用的开始并至今不衰。陈晓明、王宁等批评家堪称其中的先锋性代表。其次，除了对先锋派的创作进行后现代批评外，学界对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生代的文学创作进行后现代的解读是中国后现代批评话语中另一重要部分。<br> 。先锋派的“先锋性”在1980年代末走向衰退，这既与1980年代后期来自港台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对中国大地的巨大影响有关，也和中国政治经济在20世纪末的转型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其自身。先锋派创作耽于形式、沉迷于话语游戏和对传统文学的颠覆与解构，这样创作出的连文学工作者尚且读来难度重重的作品，又怎么可能得到广大阅读水平和欣赏水平均参差不齐的读者的厚爱呢？读者的流失以及社会体制对先锋派的收容最终使得中国的先锋派走上了先锋的老路：英勇的创立者理应完成的不同凡响的预言式决裂举动，却努力地为消解开始阶段的英雄和英雄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br> 不容忽视，尽管先锋派的创作开始了转轨，但后现代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却越来越广泛。对新写实、痞子文学、新生代以及美女作家、网络文学、1980年代生作家的作品充斥着后现代的文学批评，其中又以新写实和新生代的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新写实的创作当中有一些因素与后现代主义有关。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风格、一种思维方式，比如说在新写实作品中写作对象的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态度，对父辈形象的颠覆，对传统和历史的解构，边缘人群的“个性化”生活方式以及对琐碎生活的无奈书写。这种人物的生存状态与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蔓延的颓废情绪和价值观的游移有一致之处，也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心的解构有互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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