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在了解毛泽东的文学主张时,注意他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在接受上的重点,以及进行怎样的“改造”,就十分必要。一个重要的例子是,1931年至1933年间,苏联共产主义学院的刊物《文学遗产》,首次公开披露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问题的一组信件。这些信件的中文摘译,40年代初延安的《解放日报》上也有刊载。然而,这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在《讲话》中,他所着重引述的,是当时译载于《解放日报》上的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等文章。他在《讲话》中强调地引用了列宁的关于文学艺术事业应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论述,却没有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品的倾向性与艺术性矛盾等问题,也没有更多注意列宁在同一文章中对于艺术规律的如下表述:“文学事业中最少能忍受机械平均、水准化、少数服从多数”,文学事业“无条件地必须保证个人创造性、个人爱好底广大原野,思想与幻想,形式与内容的原野”。毛泽东的这种引述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观中的这一重要矛盾。在考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政策的“接受”上,与斯大林一日丹诺夫(A.Zhdanov)三四十年代在苏联所实行的文艺路线的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五六十年代,他对中国文艺界的控制所使用的某些方式,显然是斯大林一日丹诺夫路线的重演。不过,他在50年代中期以后,也表现了明显地背离苏联路线的独立性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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