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阵营，是立足思想、文化、文学革命的充分开放的阵营。里面既有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也有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新青年》在各类思想代表人物的主持下，各擅所长，各遂其志，令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文学思潮及人文理念，悉数登场，引入中华。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到唯美主义、表现主义，从人道主义、进化论，到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富有特色的专号形式，无论胡适等担纲的《易卜生号》（四卷六号），还是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六卷五号），都在新式青年中间引起极大反响——这时的《新青年》取兼容并包的姿态，来贯彻志在“欧洲输入之文化”①的初衷。
不久，“和平共处”状态结束。“向西方学习”的共识，渐为“向西方学什么”的分歧所替代。从1919年下半年起，即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新青年》推广共产主义革命及其思想，而胡适等则大力宣扬实用主义哲学，彼此渐难调和。1920年末，胡适致信陈独秀，指责《新青年》差不多已成美国《苏俄》杂志的中国版，主张编辑部“声明不谈政治”，遭到拒绝，是为《新青年》内部最后解体的标志。②
当然，早在正式决裂前一年，《新青年》杂志就已经迈入了它的最后阶段。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杂志被迫停刊约半年，原有阵营作鸟兽散，12月杂志恢复出版之时，主编已改为陈独秀一人，翌年9月，更迁回上海印行，实际上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六年之间，《新青年》似乎走了一个轮回，由独秀而复独秀，起自上海而又回到上海。然而，此独秀已非彼独秀，今番上海亦非前度上海，其间的曲折反复，正好涵盖了中国现代史的一条重大思想文化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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