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中，古典禅（classicalChanBud-dhsm）一词经常被用来描述马祖道一（709-788）等中唐禅师及其在晚唐五代的后裔的活动，大致覆盖8世纪后期至10世纪后期约两个世纪的时期。禅佛教发展的这一古典时期，还经常被称为黄金时代。归属于这些大师们的语录和相关故事构成传统禅文献的核心，成为古典的公案，为后代禅僧所反复记诵、拈举、解说及颂扬。他们的形象被偶像化，成为禅精神的代表和特征，为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禅僧所共同尊仰。
然而，从90年代开始，出现了对于古典禅一词的新诠释。一些学者认为，古典禅是宋代禅僧的回溯性创造，马祖及其他唐代禅师只是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已经逝去之后才成为古典时期的代表’这时他们的特性已经被重新设计，以便适应宋代禅宗发展的需要；古典禅本身是后代编造的机缘问答文本的一种浪漫描述，禅的黄金时代不是在中唐至五代的古典时期，而是在宋代。
这种新诠释基于近二十年来对于8世纪至10世纪禅文献的一股“疑古”潮流，虽然类似怀疑早在20世纪初已经萌芽。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1891-1962）开始撰写中国禅宗史稿却又不得不停下，因为他感到：“今日所存的禅宗材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宋和尚道原、赞宁、契嵩以后的材料，往往经过了种种妄改和伪造的手续，故不可深信。我们若要作一部禅宗的信史，必须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轻信五代以后改造过的材料。”于是他转向敦煌文献去寻找原始的禅宗史料。结果他和其他学者虽然如愿以偿，找到了众多早期禅宗文本，但同时却发现这些文本也有问题：“发现了神会的许多文件，又发现了《坛经》的三个最古本，我们还没有发现真历史，只发现了假历史的制造人们，只发现了假历史如何造成的来历与经过。”
在其后八十多年中，由于众多学者的努力考辨和阐释，笼罩在敦煌禅宗史料上的迷雾已逐渐被拨开，而早期禅宗的发展历史也被越来越清晰地勾画出来。然而，由于敦煌文献中鲜有与中唐至五代时期禅宗发展相关的资料，研究者不得不重新回到传统的语录和灯史资料，从而面对方法论和阐释学的两难困境，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这些态度和方法可以大致概括为三种类型。其一，较早的及不少现行的研究者不加鉴别地将传世语录和灯史看成历史事实，并以禅宗的传统世系为基础构建出这一时期的禅史。其二，从20世纪50年代胡适和铃木大拙（1870-1966）有关禅与史的辩论以来，一些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禅文献采取一种较为折中的态度，一方面承认这些语录灯史经历了不断踵事增华、编造修饰的过程，另一方面又从宗教学或文学的角度，强调禅宗史料所体现的不同于现代史学的历史意识和叙述模式，如对于正统宗系、本心启悟的终极关怀，夸张渲染的宗教宣传手段，及禅宗机缘问答的仪式表演模式等，从而给予一定的宽容和理解。其三，近年来不少学者采取一种较为激进的态度，认为那些归属于唐代禅宗大师们的文献，特别是其中的机缘问答及相关故事，皆是宋代禅师们的追溯性创造。有的学者甚至断言：由于“惠能以后的唐代禅师的传记和语录都见于后世的编集（未见有早于952年者），而且未出现在敦煌发现的或日本保存的唐代资料中”，这些文献不过是宋代禅僧创造的宗教神话，目的是用来在宋代禅宗的领域里发挥门派、争论、仪式及说教等功用，因此它们只能用来研究宋代禅宗，而与唐代禅宗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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