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问世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提供给我们的都是悖论。它几乎总是被人视为解放人类的巨大力量，并在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中，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美福利国家中，在20世纪60年代的沧桑巨变中，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与此同时，它还成了反传统政治、反女权主义、厌恶同性恋等偏见的源泉，成了一个堕落的专业，成了一门伪科学。它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甚是可疑。本书就是对这个悖论所做的探索。它旨在识别和确认精神分析思想的解放性维度，同时又不否认对精神分析所做的各种批评的有效性，不否认重新审视精神分析遗产的必要性。
这里提供的解释都是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精神分析改变了全世界普通人理解自己和相互理解的方式。尽管此类研究甚是丰富，精心的诡辩和偏执的攻击更是汗牛充栋，但我们至今尚未使精神分析历史化。我们显然缺乏大型的社会、历史和知识框架，而这样的框架对于理解这种在我们的自我构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的现象是必不可少的。要把精神分析置于历史的语境之内，仅仅了解弗洛伊德的生平，仅仅了解精神病治疗（或维也纳学派）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了解弗洛伊德的生平，了解精神病治疗（或维也纳学派）的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不论何种历史，都必须首先解释，何以精神分析具有如此强烈的诱惑，何以精神分析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但正是这种影响，使得对精神分析进行历史透视变得困难重重。透视需要距离。最近，特别是伴随着精神分析的医疗实践的式微，这样的距离开始慢慢形成。
历史地把握精神分析，在这方面，已经有人付出过艰辛的努力。这便是卡尔·休斯克（Carl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Fin de SiècleVienna）。〔1〕该书出版于1980年。那时候，精神分析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衰退。休斯克的著作以19世纪中叶伫立于维也纳议会门前的雅典娜雕像开篇。在休斯克看来，那尊雕像象征着启蒙运动，象征着新生的中产阶级理想——理性和自治（autonomy），象征着对勇气和内在心理结构——教养（Bildung）——的重视，而勇气和教养正是自我治理（self government）所必需的。以此为大无畏的出发点，休斯克追溯了大众政治和唯美主义中的启蒙风气（Enligh ten mentethos）的崩溃，追溯了人们对非理性的陶醉。休斯克认为，弗洛伊德早年立志从事法律和政治工作，但后来放弃了这一勃勃野心，致力于反对19世纪90年代的大众排犹主义。休斯克最后的结论是，精神分析是一种“反政治”（counter political）现象，它反映的是世纪末大撤退，即从理性和公共生活（publiclife）中的撤退。休斯克没有谈及他的这一立论的蕴含，但法兰克福派代表人物菲利普·里夫（PhilipRieff）和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Lasch）等人围绕着20世纪“心理社会”（psychological society）这一概念，提出了与此相关的看法。他们认为，部分地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启蒙运动的自治理想已经沦为某种心理主义的“自恋文化”。〔2〕
休斯克的阐释至今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够充分的。一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精神分析脱胎于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的转型，特别是脱胎于资产阶级中的年轻成员和女性的经验（尽管休斯克没有提到这一点）？休斯克对此做了正确理解。家庭企业的没落，资产阶级家庭结构的松懈，对于消费的强调，而不是对于纪律、积累和自我控制（self control）的强调，为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但是，休斯克没有看到精神分析的双重性。他把弗洛伊德主义简化为反政治的退隐（counter political with drawal）——即从理性和公共生活中退隐，因而没有触及精神分析在探索人类心灵方面具有的解放性之维，尤其是对边缘性的阶级、被盘剥的阶级以及女性而言的解放性之维。
与之相比，现在从整体上审视精神分析，既承认其压制性的一面，又看到其解放性的一面，已经变得可能。关键在于，要把它看成第一个有关“私人生活”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我所谓的私人生活（personallife），是指这样的体验：拥有一种身份，而且这种身份与某人在家庭、社会和社会性劳动分工中占据的位置截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拥有私人生活，这样的可能性是人之为人的普遍方面，但这并不是我想说的。我用“私人生活”指的是对单一性（singularity）和内在性（interiority）的特定历史体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特定的历史体验是以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现代进程为根基的，是以家庭的历史为根基的。
以前，家庭是生产和再生产的第一场所。〔3〕结果，个人的身份感（sense of identity）根植于他或她在家庭中占据的位置。不过，在19世纪，有偿劳动与家务劳动（在物质上和情感上）的分离，即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促生了新型的隐私（privacy）、深居（domesticity）和私密（intimacy）。起先，隐私、深居和私密被体验为市场这个非人世界的家庭对应物。后来，隐私、深居和私密与私人生活之可能性和目标联系了起来。私人生活不同于家庭生活，甚至处于家庭生活之外。这一目标在“新”女性或独立女性之类的现象那里，在公开的同性恋者身份的浮现中，在年轻人从热衷于商务活动到沉迷于性实验、波西米亚和艺术现代主义的行为中，找到了社会性的表现形式。〔4〕在那个开启了历史学家后来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约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新型的都市空间和媒介——通俗剧院、杂耍戏院、活动电影放映机——为当时提供了参照系。个人可以依据这个参照系，想象性地建构超乎家庭之外的身份（extrafamilial identities）。结果，对于个人而言，私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成了问题和方案，而不是由他们在家庭或经济中所处的位置赐予他们的东西。于是乎形成了对私人生活的新渴求，而精神分析正是这种渴求的理论与实践。精神分析最初的历史目标是去家庭化，也就是使个人摆脱无意识的权威意象。权威意象原本根植于家庭。
精神分析的基本理念，即动力无意识（dynamic unconscious）或私人无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的理念，折射出对私人生活的这种新体验。依据精神分析的这个基本理念，社会或文化对个人的刺激，并不直接呈现出来，而是先被溶化，并在内心深处予以重构。其重构的方式，是赋予那些刺激以私人的甚至怪异的意义。因此，在人的社会环境与其主体性（subjectivity）之间，并无直接的或必然的联系。同样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表明，在大型、公开的文化符号模型（patterns of cultural symbolism）与隐秘、内在的个人符号世界（symbolic worlds of individuals）之间，并无既定的匹配或融洽可言。〔5〕无意识这一概念标志着公开与隐秘、外部与内部、社会文化与私人之间的活生生的割裂。当然，精神分析还确立了研究文化、道德和历史的一般方法。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结之类的概念，它暗示我们，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人类的生活必定与这样的模型相契合。尽管如此，它总是回到偶然和具体的方式，个人就是以这些偶然和具体的方式体验那些普遍的模型的。所以，说到底，精神分析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脱节上建立理论和实施治疗的。
私人无意识（personalunconscious）这一概念是全新的。在传统社会中，那些以宗教迷信等方式给人治病的人是可以手到病除的。但是，这是有条件的：他们只有运用既属内心又可公开交流的符号，方能妙手回春。牧师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驱除魔鬼，是因为被魔鬼缠身之人和他周围的人全都相信，世界上真的有魔鬼。〔6〕同样，法国国王之所以能够通过触摸病人治愈淋巴结核，也是因为他的臣民相信，他真的拥有这样的无边法力。〔7〕在上述情形下，内部与外部、公开与隐秘是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早期的现代形态的自我意识（self consciousness）强调个人良知的隐秘性。〔8〕但是，良知是局部的、以道德为核心的个性（individuality）。而且，之所以赋予良知以优先权，通常是因为大家假定，世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相形之下，个人心灵与文化的脱节（这在19世纪末已经相当普遍），已经在爱情、友谊和日常生活之类的领域中，滋养了史无前例的、广泛的私人体验。它还带来了人们对人性深度（humandepth）的新感受，而这种感受最终影响了艺术、哲学和政治。
弗洛伊德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这种脱节理论化了。通过把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心理生活（mentallife）中最隐秘的东西，社会独立之人必须隐藏的东西”，他在暗示我们，在隐私（private）和公开（public）之间，并无必然或直接的联系。〔9〕弗洛伊德的核心洞识在于，现代人的内在生活是通过相当特殊的符号和叙事组织起来的。这些符号和叙事不仅特殊，而且没有为全社会认可的意义。这与浪漫派的自我观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自我观迥然不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弗洛伊德强调，尽管个人的内心世界是可以阐释和理解的，但我们无法把它重新融入先前存在的任何整体之内。他没有使心烦意乱的个人返回先前业已存在的秩序（萨满教道士、用宗教迷信的方式给人治病的人以及牧师就是这样做的），而是把精神分析的事业（analyticproject）概括为对自我发现（self discovery）所做的私人性、临时性解释。对于这种解释，精神分析者可以促进，却无法控制。就这样，他为当时稍具雏形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本真性（authenticity）和自由（freedom）赋予了表现形式，为重新理解社会生活（sociallife）打开了方便之门。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喜忧参半。正如休斯克所言，一旦精神分析把私人生活的根基神秘化，把使私人生活得以壮大的政治前提、经济前提和文化前提模糊化，那它就会使启蒙运动做出的解放人类的承诺分崩离析。但这只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更为重要的是，启蒙运动并非需要攀登的终极顶点，而是需要壮大的未竟之业。休斯克说过，雅典娜雕像象征着18世纪现代性的形成这一“哥白尼式革命”。这场“哥白尼式革命”把主体自由（subjective freedom）这一原则视为全部现代事业的核心。这样的现代事业包括艺术、道德、政治，甚至包括科学。科学在把自然进行客体化的同时，还解放了人类。但是，这一原则更为丰富的蕴含要等到“第二次现代性”出现时才能展现出来。与休斯克的衰亡叙事（narrative of decline）相反，“世纪末”时期开启了第二次现代性。第二次现代性与大规模生产、大众民主以及女性、同性恋者、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的崛起紧密相连。如果说第一次现代性（即启蒙运动）把主体视为理性得以安身立命的场所，而理性则是普遍的和必然的真理；那么，第二次现代性（人称“现代主义”）则把主体视为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而具体的人置身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屈从于历史的偶然，拥有独特的个性。如果说哲学是第一次现代性的标志，那么，精神分析与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一道，则是第二次现代性的标志。
如此说来，休斯克高度赞美的古典自由主义是以颇受历史制约的三个观念为根基的。第一，在19世纪中叶，自由派把自治等同于自制（self control）。第二，尽管出现了女权主义潜流，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在性格和心理方面，女性与男性南辕北辙。第三，自由派相信，即使现代的、民主的社会，要想正常运作，也离不开自然等级制或社会等级制。到了“世纪末”时期，这三个信条无一例外地遭遇了挑战。对于自制（self control）的强调，受到“放松”（release）和“轻松”（relaxation）的挑战，而“放松”和“轻松”则是伴随大众消费的形成而形成的。对于性别差异的强调，受到进入公共生活的女性与性行为的开放的挑战。等级制受到大众民主和工会制度的挑战。这些发展深化和强化了启蒙运动的理想，而不仅是对启蒙运动的否定。作为有关现代私人生活的首个理论和实践，精神分析和上述发展一样，也具有下列潜能，即扩展和深化现代性做出的解放承诺。我们还会看到，它对自治、女性平等和民主的意义兴趣盎然。
大体言之，精神分析居于两种可能性之间：一是神秘化，二是深化现代性之意义。决定两者平衡的，是精神分析开始在巨大历史力量中扮演的角色。一言以蔽之，精神分析扮演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角色。精神分析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加尔文主义在早期资本主义、卫理公会（Methodism）在工业化时期扮演的角色。欲知其详，且听我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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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
——保罗·雷本（Paul Raebrun），《华盛顿邮报》
令人过目不忘。……不管是谁，只要对精神分析及其社会史和文化史有兴趣，通读此书之后，都会受益匪浅：精神分析与20世纪不断变化的历史走向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一百年间，精神分析随之起伏，可谓长袖善舞，影响深远。“
——西莉娅·布里克曼（Celia Brickman），《芝加哥论坛报》
“一部诱人的力作。一部开拓性的文化史。……清晰易懂。……扎列茨基博学多才。他剖析了精神分析的复杂性，颇有庖丁解牛之妙。他功力深厚，身手不凡，文字清晰，论证有力，颇收顽石点头之效。”
——《出版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