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温的父亲叫利奥波德·勒温（Leopold Lewin），经营着一家杂货店，他们一家人也就住在杂货店的二楼。在他们居住的摩吉尔诺郊外，他们还拥有一个不大的农场，那是童年的勒温最喜欢的地方。
勒温的母亲莉莎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既要在丈夫的商店工作，又要负担家务，抚养四个孩子。尽管每天都十分忙碌，但她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对儿女既有上进的期望，又宽容耐心。
库尔特·勒温有着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第二。他的弟弟弗利兹·勒温身材高大，喜欢运动，常常因为打球而回家很晚。但不管他多晚，母亲总会耐心等待，从不抱怨。这种耐心与宽容，深深地影响着勒温，但也使他养成了拖拉和慢悠悠的生活习惯。有趣的是，他的妻子格特露德透露，勒温后来就是用能否接受他的拖拉习惯，来衡量爱情或友情的深度。
三、两个时代——强烈的反差
两个时代，是指勒温所经历过的两个对比强烈、恍若隔世的时代。在和平时期，勒温度过了幸福的成长阶段，在战乱年代，战火的洗礼促进了他思想的发展。
1．和平中的成长
一战前的欧洲，充满了祥和宁静的气氛，似乎处于世界文明之巅。发达的科技产生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发明，轮船能快速地跨越大洋，火车在大洲间飞驰，电话让人感觉天涯咫尺。饥荒、瘟疫等疾病似乎已被征服，甚至连相互间的侵略活动，也似乎在文明的控制之中了。
1864年签署的日内瓦公约，为先前战争中的被囚者和伤病员提供了治疗保障，而且也积极寻求了对医院的保护。1899年，俄国沙皇尼古拉思发起了海牙和平大会，并在荷兰成立了海牙国际法庭，对国际争端作出裁决，以便减少不必要的战争。
这时的德国生活是如此井然有序、平安稳定、充满希望。它的公共服务在当时最为有效，常为其他国家所羡慕。“德国造”在世界各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市场。首相俾斯麦的政策首先为社会保障、失业救助和健康保护等奠定了基础，甚至让人感到，疾病、失业和衰老也变得不再可怕。生活在那时的德国，真是一种幸福。这些可能归因于德国拥有当时最多的受教育人口，人人都有读写能力，正所谓“教育是治疗社会邪恶的药方”。
勒温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非常重视，因此库尔特·勒温在读小学时，便被送往波兹南（Poznan，当时波兰的一个省会城市）读书。1905年，勒温一家迁往柏林，这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中国的“孟母三迁”。正是这种对教育和学习的重视，为勒温以后的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
勒温最初在柏林弗赖堡大学（Freiburg）读大学预科时，计划学医，但很快他放弃了这种想法。在慕尼黑大学（Munich）上了一学期生物学后，勒温于1910年回到柏林，转到柏林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成为斯顿夫（C．Stumpf）的及门弟子，与格式塔心理学派的三位创始人M．魏特海默、K．考夫卡和W．柯勒成为同窗。
柏林不但是德国的首都，而且是当时德国乃至全世界学术交流的中心。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除学习心理学外，他也学习数学和物理学，完成了许多关于联想和动机的重要研究，并开始酝酿他的场论思想。正是在那里，勒温开始接触古希腊哲学。在漫长的9个学期中，他接触并积累了大量的哲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前沿知识。像其他学生一样，他也期待着1914年9月10日这个博士毕业的美好日子。在勒温一生的前24个春秋，生活中都充满了这种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精神，也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希冀。
2．战乱中的发展
1914年8月1日，就在勒温博士毕业前夕，德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勒温和其他德国青年一样，应征入伍。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怀抱吉他，尽情歌唱自己美好的初恋，热烈讨论生活的意义，而现在却作为志愿兵手握钢枪，怀着一腔热血，带着新鲜感和冒险精神奔赴前线。
1915年屠杀开始了，机枪、战壕、杀戮、被杀，让所有事物、所有言语都改变了意义。勒温在其《战场景象》中，描述了在一个人从安全的后防到了前线的过程中，他周围的事物的意义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些观察和思考促使他“场论”思想的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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