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I·史华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兼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历史协会会员，亚洲研究会会员。《中国季刊》和《哈佛亚洲研究会杂志》编委会成员。1999年逝世。早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51—1956年任哈佛大学中国经济政治研究计划委员会委员。1960年任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直至逝世。
　　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54）、《毛泽东主义的“传说”的传说》（1960）、《共产主义与中国：思想和变革》（1968）、《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中国研究》（1990）等。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本）》独辟蹊径，从相关的学术框架和内部政治关系方面考察了一个特定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重要人物的历史。作者以一个西方人独特的思维视角，引用了大量的史实以及各方面的相关资料，把握与洞悉中国共产主义发展的规律与脉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典藏本）》是国外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共产主义发展的一部优秀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

　　　毛泽东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br>　　<br>　　本书的目的不是论述苏维埃时期的历史或随后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如果在这里我仍然冒昧探讨毛泽东主义的基本特征，那是因为我确信，这些特征不存在于理论层面，而存在于战略层面；同时，我确信这个战略的基本要素，在毛泽东获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时就已经形成了。虽然这个战略的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具有深远的含义，但是它们是在理论上从未被明确化的含义。相反，这些含义在理论层面上被竭尽全力地掩盖。<br>　　毛泽东主义战略本质上是将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纯粹由农民组成的群众基础上。<br>　　虽然这是毛泽东主义战略的核心，1926年至1927年期间在湖南以及“秋收起义”的经历过程中却逐步形成了更多的特征。然而，可以说，毛泽东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早在1928年毛泽东写的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在《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保持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一个强大的群众基础”的存在，尽管报告没有指明，但是这个群众基础当然是一个由农民构成的群众基础。可以通过实行旨在消除苏区大部分农民的基本不满情绪的土地改革大纲而赢得这些农民群众；第二个条件是一个强大的党的存在，即按照列宁指示的路线组织起来的党的领导的存在；第三个条件是一支强大的红军的存在，因为在一个军事力量决定一切的环境中，一个苏维埃政权只有拥有自己的军队才能生存；第四个条件是控制一片具有战略地位的根据地；第五个条件是该区域应充分自给自足以保持其人口。回想起在“秋收起义”中的经历，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占有一个“中心的稳固的根据地”，并且，他否认了中央委员会有关强调保持这样的一个根据地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表现的指责。<br>　　报告中提到的毛泽东主义战略的另一个独特特征是优先选择“边界地区”作为根据地，即可能“影响两个省”的根据地。 “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br>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主义战略不仅建立在对农民阶级革命潜能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即在一个中央集权已经被破坏，而只有不稳定的重建政权的国家里，国家权力在广大的沼泽一样的农村，在那些最远离行政和军事权力中心的地区是最微弱的。<br>　　毛泽东在会见埃德加·斯诺时，就这个战略背景下红军的主要任务作了简明的概述，他说:“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招募新的队伍，扩大苏区范围，尤其重要的是，在完全苏维埃政权下使红军已经控制的这些地区得到巩固。” <br>　　我认为，这些就是与有利的外部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最终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引向胜利的毛泽东主义战略的概要。<br>　　那么，这一战略对马列主义信条来说有什么含义呢?<br>　　毛泽东主义战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br>　　当然，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1月16日来信以及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中确定的共产国际路线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路线之间的确没有正式的决裂。然而，实际上，权力转移到苏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它假定的城市无产阶级基础几乎完全分离。它是一种行动上的异端的开始，这种异端从未在理论上明确化。中国共产主义中毛泽东主义的发展证明，事实上，一个按照列宁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信条充满真诚信仰的共产党，可以完全不与工人阶级有任何组织联系而存在。由此，中国共产主义的经历对涉及党与阶级之间关系的整个概念体系提出了质疑。<br>　　然而，这是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克里姆林宫都不能容忍的质疑，因为它是一个切中列宁主义体系权力的合法化真正实质的质疑。共产党获取的不同寻常的绝对权力以及它所认为的自身绝对正确之所以是完全合理的，是因为共产党是一个以历史地注定要主宰世界和掌握终极绝对真理的阶级——无产阶级为躯体的社会组织的大脑。用匈牙利共产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的话说，共产党的活动“不是代表阶级活动，而是阶级本身活动的集中体现”。他还说共产党员是“是明显化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然而，通常认为，在与实实在在的工人阶级的某种具体的关系中，阶级意识最低限度地保证了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特性。否则，它可能容易失去它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特性。事实上，大多数共产主义的文献认为，共产党是一个即使在它的无产阶级基础牢固时，也极易受到非无产阶级影响的特别敏感的组织。脱离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必定失去它的真正特性，这个含义是清楚的。<br>　　如果共产党与其无产阶级基础之间的关系不牢固，那么党的首要的也是最高的职责就是加强这些关系以免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在列宁的全部著作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共产党可以没有它的无产阶级基础而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暗示。<br>　　由此我们发现，1931年后，用所有可能的策略掩盖中国共产党与其无产阶级基础之间实际的分离，这成为了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事情之一。<br>　　策划这种掩盖策略的进程实际上在毛泽东最终胜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共产国际和中国领导人尽一切努力，重新赢得城市工人阶级时，城市运动与农村运动之间的“反差”，当然已经在毛泽东最终胜利很久之前就是事实了。在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周恩来不得不承认党只有不到两万名的无产阶级党员 (可能是一个夸张的数字)，抓住这个事实——无视共产国际的意向——托洛茨基早在1928年就开始因几个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在脱离城市工人阶级的纯农民的环境中进行活动这种异常现象而指责共产国际。在中国陈独秀继续附和。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事情的这一发展状态，共产国际和中国领导人是多么不高兴。无论如何，他们不能对托洛茨基的谴责听之任之。由此，我们看到曼努意斯基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性是，中国革命在工人阶级最终胜利之前掌握了一支红军，占有了相当大的区域。正是这个时候，它在这个区域内建立了以共产主义者为主体的工农苏维埃政权。这种状况使工人阶级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府中实现了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权。”作为对指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缺乏无产阶级基础的一种辩护，这段话在随后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中被一再重复。<br>　　这段话本质上是什么意思?它仅意味着，由于苏区的领导人是令人信任的共产党员，由于苏区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因此，那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保证。托洛茨基从坚定的正统主义立场出发极其尖刻地回复了这个说法。他问:“当工人阶级还没有掌握国家权力时，它以什么方式在政府中实现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权，这是绝对不可能理解的。孤立的共产主义者群体在农民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并不决定权力问题，是阶级而非政党决定。”这是问题的症结。曼努意斯基的话认为:以共同信仰聚集在一起的、组织成为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团体能够开始根本性的历史转变。这个主张切中了即使最“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实质。这不是区分马克思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标准之一吗?不仅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在客观条件不成熟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而且是他们相信具有仁爱主张的小的团体在实际上只有居经济主导地位的阶级能够充当历史的工具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这些主张。马克思和列宁理所当然地都不能否认，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善意的人，能够与工人阶级密切结合，但是马克思、列宁都极力否认他们能够仅仅通过一种与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实际关系的信仰行为就可以密切结合，相信“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身后的主力部队也可以存在，是承认了马列主义所不可能承认的人类历史中政治权力的作用。<br>　　

中文版代序：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英文第三版序
导言
第一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第三章 国共合作的序幕
第四章 国共合作
第五章 主要趋向的评价
第六章 新的路线
第七章 瞿秋白的领导
第八章 路线上的新转变
第九章 李立三的领导
第十章 长沙与“李立三路线”
第十一章 王明的领导
第十二章 毛泽东的胜利
第十三章 毛泽东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
附录一 德性统治：“文化大革命”中领袖与党的宏观透视
附录二 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