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荣杰，1980年生于四川，先后于四川大学、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获得法学学士、法学硕士（LL.M.）、法学博士、法律科学博士（S.J.D.）学位。现任教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刑事判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法官究竟是如何作出裁判的？作者对三个基层法院的实证分析表明，1979年《刑事诉讼法》初创以来的两次大修，尽管文本中的刑事审判颇有变化，本质上却是一脉相承，主要表现为“对抗／判定”、“阅卷／核实”、“初断／审批”三种模式。审判实践中，听证式的庭审、默读式的阅卷和会议式的审批都可能直接产生判决。三种模式的具体适用，则与案件类型、法官习惯、绩效考核、法院传统乃至刑庭规模等或偶然或必然的因素直接相关，并现实地影响到被告人的程序待遇以至实体利益。

　　4.1.1 本质特征：行政审批决定判决
　　与“对抗／判定”和“阅卷／核实”模式不同的是，“初断／审批”模式并不直接通过庭审或阅卷形成判决。决策者一则不参与开庭审理，二则不亲自阅读卷宗，但却可以直接指令承办人作出判决。诚然，决策者需要依赖承办人的事实判断，但对定罪量刑问题却有完全决策权。因此从根本上说，“初断／审批”模式的判决源于案件决策者的行政审批。
　　但是这并不否认庭审或阅卷程序对法官心证的塑造作用。鉴于承办人的事实判断和汇报方式直接影响到决策者的最终判断，而承办人又必须通过庭审或阅卷形成心证，因此决策者仍然间接地受到庭审或案卷的影响。只不过因为需要借助承办人进行信息传递，且此中又难免加工或变形，故而这种影响多半是有过滤的、而且可能是扭曲的。但不管如何，决策者的行政审批不可能完全替代司法程序，也不足以直接“生产”判决，毋宁说只是“决定”判决而已。因为决策者不能借助审批程序直接审理案件，绝大多数情况下，案件的事实调查和法律论证还得由承办人完成，决策者无非是最后敲定判决结论而已。案件报批以前的整个阶段还是需要按照诉讼逻辑一一展开，承办人此时还算名副其实的法官，主要依据法定程序或司法习惯形成心证。但是在诉讼最后阶段，行政审批取代承办人的司法判断介入审判程序，并强制承办人根据审批结果作出判决。因此从这个意义出发，“初断／审批”式诉讼是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的混合体：前者承担案件审理，后者承担案件判决。这也是“初断／审批”模式和“对抗／判定”及“阅卷／核实”模式的关键区别之一，因为后两者所依赖的庭审或阅卷程序不仅能够决定最终结论，还可直接通过塑造法官心证而生产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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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第一章 超越理论模式之惑：回归中国实践的刑事审判模式
第一节 中国刑事审判模式理论：一个简单的学术史梳理
第二节 面向中国实践的审判模式：回归实证研究

第二章 “对抗判定”模式：庭审中心主义
第一节 “对抗判定”模式的理论模型
第二节 实证考察：“对抗判定”模式的运行机制
第三节 效果评价：“对抗判定”模式的功能与缺陷
第四节 背景分析：“对抗判定”模式的生成机制

第三章 “阅卷核实”模式：案卷中心主义
第一节 “阅卷核实”模式的理论模型
第二节 实证考察：“阅卷核实”模式的运行机制
第三节 效果评价：“阅卷核实”模式的功能与缺陷
第四节 背景分析：“阅卷核实”模式的生成机制

第四章 “初断审批”模式：司法行政化
第一节 “初断审批”模式的理论模型
第二节 实证考察：“初断审批”模式的运行机制
第三节 效果评价：“初断审批”模式的功能与缺陷
第四节 背景分析：“初断审批”模式的生成机制

第五章 基于繁简分流的选择性适用：中国刑事审判的未来模式
第一节 作为理想类型的三种模式
第二节 回归诉讼元模式：以“对抗判定”模式为基础构建中国刑事审判
第三节 为书面审理正名：以“阅卷核实”模式改造简易程序
第四节 “抓大放小”：走向节制的“初断审批”模式

余论 1979-2012：刑事审判制度两次大修的脉络及其局限
第一节 通过审判程序发现真相的能力逐渐提升
第二节 为减轻法官负担而提升审判效率
第三节 通过人性化措施提升人权保障水平
第四节 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局限

附录：访谈笔录摘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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