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王组人师
我少年失学，学历只到高中二年级，没有机会受教于海内外名师，是平生一大遗憾。但是，从家塾到高中十来年间，教过我的老师并不少，所有的我师，给我的教益都是难忘的。只有一位老师，我应该铭记，居然一点印象也没有留下，幸亏意外地得到提醒。
提醒我的是老同学张仁寿先生。我们通信中，偶然谈到《世说新语》。他2000年11月5日来信说，因《世说新语》一书，而想起一件往事：1934年春，他毕业于桐城县中心小学后，距桐城中学入学考试尚有半年。他的父亲请了中心小学六年级语文老师王组人先生为他补习汉文。王先生教他用朱笔圈点《世说新语》，并把中心小学六年级的作文簿带回来批阅。其中有我的作文，被张仁寿的父亲发现，加以赞许。云云。原来，我与张仁寿是桐城中学同班同学，但是他进小学比我早一学期。他是春季始业，春季毕业，毕业后在家里补习一学期，到秋季与我一同考入桐城中学。王组人老师在张仁寿家给他补习的同时，在中心小学六年级下学期教我们的语文，所以会将我们那一班的作文簿带回张仁寿家批阅。这些是看了张仁寿的信，我才推算出来的；原来却真是惭愧，完全不记得有这么一位老师，完全不记得读小学六年级时的语文老师是谁了。
11月10日我回张仁寿兄信说：“儿时作文，竟尘老伯大人之目，且蒙奖借，真不敢当，可惜到老无成，辜负先辈厚爱。小学国文老师王组人先生之名，承见告，谢谢。王先生后来身世如何，倘有所知，仍祈见示，为荷。”
于是，张仁寿兄12月9日来信将王组人师生平详细见告：“组人师与朱光潜一同毕业于桐城县旧制中学（四年制），且两家都住在本县杨树湾乡下的阳和保，解放后划入枞阳县，为阳和乡。朱先生中学毕业后，升入香港大学，组人师则考入本省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因学校毕业后不包工作，兼有家室之累，因中途辍学，任小学教师。至于他在我们县城旧一高（后称中心小学）任六年级课程，是因为与校长张宗房先生家居甚近，相知甚深。1934年秋我们刚入桐中，张宗房先生，桐中新设算术课（过去中学不设此课，入学后即授代数）调入中学任此课程。中心小学校长改派安徽大学新毕业的张维，此人水平有限，没有续聘组人师，组人师因改在孔城三高任教，并因此而认识一位姓恽的女美术老师。恽老师是清代常州著名画家恽寿平（南田）的嫡后，长大后，嫁给孔城首富姚海如之子，但乃夫却是吸食鸦片的花花公子，乃父死后，便因狂赌而倾其家，但烟瘾越来越大，以至家中朝不谋夕，使恽老师难以与之共同生活，但离婚，难度甚大，一是姚家虽已衰落，仍属于大户人家；二则当时尚无女方要求离婚的先例，若遇人不淑，都不过认命。此事一直到认识了组人师之后，经晓以法律，并代拟诉状，几经周折，经过一年多的审讯，始经省高院准予离异，而组人师与恽老师却因此不容于当时的舆论，学校当然也不会续聘他们。组人师只好到望江县的华阳镇，以与人合开粮行，并与恽同居。而组人师的原配妻子仍居桐城乡下，因侍候公婆多年，组人师也难以提出离婚要求。抗战发生后，我与组人师即失去联系，解放后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彼此不相往来，但以年龄计算，估计他早已辞世了。”
读了这封信，我竭力回想，组人老师的音容，仍然一点也想不起，可是似乎又有一个鲜明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这是一位为了帮助不幸的女性摆脱不幸的命运，抗逆当时环境风气的巨大压力，艰苦奋斗，虽然有成，却把自己的命运赔在里面的先进人物的形象。他的一生，平凡，暗淡，然而又使我惊心动魄，肃然起敬。
现在大家说起桐城派，只把它当作一个文派，其实它还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一个学派，而理学在道德观特别是性道德观上是极度严酷的。20世纪30年代之初，桐城社会风气如何，我虽然年幼，却有相当体会。当时先兄方玮德，已与家庭所订的未婚妻解约。虽然要解的仅仅是未婚前之约，而且是男方提出的，结果约是解了，亲戚社会间对玮德的非议不满，提起来摇头，我是颇有闻见的。那样的社会风气下，一个年轻的男老师，为了帮助一个已嫁的年轻的女老师解除不幸的无法忍受的婚姻，挺身而出，指导她诉诸法律，累月经年，无倦无悔，这在当时桐城人心目中是多么“不堪”、“不成话”、“不成体统”的事，可想而知。选择这条路走，需要多么清醒的认识，多么巨大的勇气，多么坚定的决心，恐怕不是今天很多人能够想象的。他和那位女老师，既是同力奋斗，患难之交，又同遭斥逐，同命相怜，最后终于共同生活，今天看来完全顺理成章，不如此倒奇怪，但在当时，又会受到多么强烈的指责，更不用说了。王组人老师的行动，显然和他接受了五四新思想有关，这说明新思想的力量，即使多么封闭的环境也挡不住。
说到这里，再细想王组人老师给小学毕业生张仁寿补习语文，居然叫他用朱笔圈点《世说新语》，这一节就很不寻常。这个起点之高，固然非今天所能及，今天大学中文系毕业，圈点此书恐怕还不是轻而易举，且不说了。而他不叫学生圈点桐城派宝典《古文辞类纂》，却选了《世说新语》，更值得注意。“桐城义法”有许多禁忌，《世说新语》中的语言，很有小说成分，自然在禁忌之列。桐城派文家自己也会读《世说新语》，但是不会用来教初学。所以王组人老师的路子，于桐城派为异端，是可以肯定的了。
我现在才想起，在小学六年级语文课堂上，我们曾经齐声朗诵朱
自清的《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还齐声朗诵鲁迅的《马上日记》：
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边上挂着兵……家塾里不教白话文，初中殷善夫老师也不教白话文，这些只可能是小学里教的，也就是王组人老师教的。本来我进小学之前已经读过不少新文学文章，包括《马上日记》和《匆匆》在内，但是只在小学六年级把它们当课文读过，大概都是语文课本上选了的。内容不新鲜，全班齐声朗诵的印象觉得很新鲜。朗诵时拉腔拉调，有如朗诵文言文，至今还在我耳中口中。鲁迅文章，我早巳爱读，我特别领会了“车边上挂着兵”的“挂着”二字之妙，却是由于这段文章的朗诵。那么，王组人老师给我的教益，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倒是有这唯一一件事了。区区小事。本不足一提，可是60年岁月的淘洗，还能剩下这么一点，仍然可以算是幸事。
我同意张仁寿兄的估计，王组人老师大概早已辞世。当此世纪结末，一个白头学生即以此敬悼老师。
2000年12月18日
悼念楼适夷先生
一
我至今没有写出，而且此生写不出一部中国新文学史来，真是莫大的憾事。并不是我对这门学问有什么研究，而是因为，中国新文学史如果由我来写，据说“文化大革命”就白搞了。
那是“文化大革命”初起的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一大帮，奉令进了中央文化部的大集训班；楼适夷先生是“走资派”之一，我是“牛鬼蛇神”之一。没有多久，大集训班说是“刘邓工作组”的产物，被冲垮了。我们被揪回本单位，关进本单位的集训队。又不多久，不知道由于什么新一轮的“路线斗争”，集训队也宣解散了，一个短时期内我们是“放在群众里面去”。后来自然又关进“牛棚”，是后话。且说集训队解散之时，开会要我们谈“学习体会”，互相批评。我谈的，回想起来非常惭愧，无非是按照当时的调子，谈我对干“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认识之类。或许是谈得还有点强词夺理的“条理’’之故吧，楼适夷先生对我提意见时，竟然说我体会得不错，要我将来写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那样的时候，他那样说，显然非常不合适。我正不安。立刻，“同棚”一位女士，本是十七年中历次政治运动的急先锋，而“文化大革命”中也免不了被当作“文艺黑线打手”揪来与我们为伍的，尖锐地发言了：“楼适夷还要舒芜写中国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还要由舒芜来写，“文化大革命”不是自搞了吗？”顿时全场火药味浓烈，大家相顾悚然。
楼适夷先生是比我年长20岁左右的前辈，可是往往就这么一恕我不礼貌地说——老天真。似乎几十年的政治风风雨雨，没有把他的赤子之心淘洗干净，才会在那样的场合，说出那样不得体不合适的、别人谁都不会说的话。
现在，楼适夷先生已经去世，我真惭愧没有听他的话去写中国新文学史。如果只要是我来写，即使是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调子写，尚且会使“文化大革命”白搞；那么，现在我来写，不需要再说什么“文艺黑线”了，不管写得怎样，岂不是更能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略尽一份绵薄么？可惜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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