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又跟萧军谈起端木蕻良。萧军很反感。我说你不要生气，你有你的性格，但是我们作为晚辈，是读者，都要有所了解。1938年，萧军、萧红在西安分手，萧军想到战场上去写，萧红不愿意到延安。她头脑很清楚，对政治，有自己的选择。她到了武汉，继续自己的创作。记得《七月》杂志谈到过每个人的选择，萧红不仅有高昂的东西，也有极富个性的创作。萧红强调个人的自由，她清醒，坚定，很坚定。到延安去要接受改造。到延安的作家，在毛的“讲话”影响下大多没有什么富有个性的作品。真是不堪回首，萧红最后死得那样惨！
还有一次，给萧军送稿费，然后聊天。到吃饭的时候，萧军留我，全家人就是一锅面，没有肉，有打卤。没有钱，他的工资很少，他在北京市的跟武术有关的一个小单位，够吃而已。萧军去世时，存折上只有几千块钱。
萧军个性很开朗，但经历那么多苦难，肯定有伤害，只是他不愿给别人看到。萧军说话很大声，笑声也很大，可能精神上有点问题，精神状态不正常。有时候，他感觉不好的时候，就到山里边疗养。有一次，他对着我，拍着胸口，说心脏不好。他自己知道，他也不跟孩子说，跟我说。
有一阵，他住团结湖附近，住女儿的房子，常到团结湖公园练剑。我住东中街，离他那儿很近，下了班去看他，他带我去过两次。他穿得马虎，穿布鞋，背着剑，剑有套子。他会拳术。我不知道他练的什么剑，他会硬功，可能是少林剑。
有一次，我陪着他走到公园门口，然后去上班了。他像普通的北京老人一样，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
有一天早晨，雷加打电话给我，说：“萧军最近情况不大好，你该去看看他。”他告诉我萧军住在阜成门外三环路边的海军总医院高干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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