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选择与文学态度的发生
鲁迅的世界观念与现代意识，应该说在南京新式学堂开始接触西学的时候就有所孕育了，但真正眼界大开，开始以一种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来思考中国问题，还应该是在他留学日本时期。以对鲁迅的现代意识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进化论为例，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虽然也“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但是一直到了东京，学了日本文之后，这才懂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明白进化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鲁迅从1903年写作《斯巴达之魂》、《说钼》、《中国地质略论》，到1907、1908年相继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未完），篇篇可谓大文章，个个皆是大题目。在这一系列长文中，鲁迅对于现代中国问题的思考虽然还不能说非常成熟，但确乎已经成型了。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把鲁迅的留学时期单单看作‘习作’时代是不够的，毋宁说是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后鲁迅思想的筋骨时期。”那么，在“筋骨时期”所发生的文学活动，也一定埋伏着鲁迅文学的“筋骨”，亦即一种属于内部生命原理而非外部理论的东西吧。
一、1903-1907：鲁迅的“沉默”与“回心”
对于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活动，人们普遍看重他在1907年前后的文章。一般的看法是，鲁迅在弃医从文后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1903年前后的初期文章已不具有代表性了。鲁迅留学后期的文章几乎集合了青年鲁迅的思想精华，也充分展现了其独特的思想个性与精神气质，但这并不意味着1907年的鲁迅与1903年的鲁迅就此切断了联系。青年留学生的思想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问题是，这种变化是在什么意义层面上完成的？是一种舍弃，还是一种扬弃？是一种告别，还是一种继续？尽管其问所发生的幻灯片事件已被人们无限放大，但其意义同时也被高度简化了。
其实，鲁迅在1903年与1907年两个时期的文章，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种截然分裂的关系，恰恰相反，它们在思想方面存在着某种深刻的一致性与延续性。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其一，不管前后具体主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救亡精神与富强思想一直为鲁迅所坚持。鲁迅批判现代化学说，并没有否定富强观念，而是要为其建构相应的现代精神。事实上，鲁迅在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中极力张扬的救亡精神与富强思想在1907年后的文章中仍然存在，并未放弃，也不可能放弃。其二，人的内在精神是鲁迅始终关注的基本问题，并不是从1907年后才开始的。尽管在1903年提笔写作的时候，鲁迅的文章主题也无非是富国强兵，但鲁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人的精神问题。《斯巴达之魂》颂扬“武士之魂”，其实就是一种“精神”鼓动：“激战告终，例行国葬，烈士之毅魄，化无量微尘分子。随军歌激越间，而磅礴戟刺于国民脑筋里。而国民乃大呼日，‘为国民死！为国民死！’。”这样激情飞扬的文字贯穿全文。即使在介绍中国地质分布概况的《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仍“不觉生敬爱忧惧种种心，掷笔大叹”，提出了“因迷信以弱国”，以及“斩绝妄念，文明乃兴”的问题；而在《说钼》这样的纯科学论文中，鲁迅首先所称赞的也是科学发现背后的“怀疑”精神，并期望“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礴”，这与后来从思想精神方面来反思科学史教训的《科学史教篇》是同样的逻辑。其三，鲁迅对于自己的“少年之作”，并无否定与“后悔”之意，相反，是极为珍爱的。直到1934年末，他在杨霁云为自己所编的《集外集》作序时，特意为编人的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与《说钼》两篇文言文解释说：“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诚然，像更多学者所指出的，鲁迅的文章在1907年后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钱理群先生指出鲁迅文章的中心词出现了从“国民”到“个人”的概念转移，基本态度也从单纯颂扬走向了反思批判），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鲁迅思想在变化中也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对一些基本问题继续保持着自己一以贯之的关注。鲁迅留学后期的问题重心虽然出现了向“个性”、“神思”方面的深刻转移，但“张精神”的基本观念仍然以一种新的方式与态度存在和延续着。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在1903年与1907年的思想关系与其说是一种转变，不如说是走向成熟的表现。袁可嘉在谈到新诗必须现代化的问题时指出：“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其实，不独诗歌发展，人的思想成长亦是一种“蜕变”过程：一方面，一些不合乎自身需要的外壳性的东西会脱落；一方面，一些内在基因性的东西也会在机体的更新中得到延续。而在这一去壳化的过程中，随着外壳性东西的不断脱落，真正属于自己的原质性的东西才会逐渐显露出来，并获得一种新的生长。所以，思想走向成熟应该是一种复杂的双向运动，既包含着对旧我的一种前进性的告别，也包含着对原我的一种回溯性的寻根；而思想成熟的内涵也在于能够获得自觉，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种原质性、根本性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反对把鲁迅思想的发展理解为一种瞿秋白式的“从……到……”的不断抛弃旧我、一味前行的过程，而认同许寿裳的更接近鲁迅思想实际的解释：“思想只管向前迈进，而主义却是始终一贯的。”有所变化，也有所坚持；有所放弃，也有所承扬，这才是思想成熟的完整含义。
如果说思想成熟意味着某种基因性的东西会得以保存与延续，那么这种思想基因就必然是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竹内好以自己细腻敏锐的文学直感，觉察到鲁迅在北京S会馆的蛰伏时期，“在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他认为，凭借一种近乎宗教忏悔体验的“回心”，鲁迅找到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至于一回心，的那种东西”是什么，竹内好不愿意把精神问题实体化，所以语焉不详，只模糊地称其为鲁迅一生所背负的“一个影子”。同时，竹内好也固执地认为，鲁迅思想的“决定性时机”只能在S会馆，“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这样的“想像”性描述未免有些武断。因为对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的鲁迅来说，思想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而非可以一次完结的目标，这意味着鲁迅一生中会经历不止一次的“决定性时机”，“回心”也会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时机”发生。实际上，早在1903年到1907年间，鲁迅就经历过一段不算短暂的写作沉默期，其直接结果便是弃医从文的发生。如果说“回心”的意义是伊藤虎丸所理解的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者宗教性自觉的文学性自觉”，那么这一事实在鲁迅留日时期早已发生。至于后来的S会馆，不过是“回心”现象的再一次发生。而且，如果没有弃医从文的上一次，大概也不会有S.会馆抄古碑的下一次。因此，与其说1909年到1918年的十年沉默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具有一种“原点”或“原理”意义，还不如说1903年到1907年问的沉默更值得人们“索源”与“寻根”。
从1903年后停止写文章，再到1907年重新开始写作，鲁迅前后经历了四年左右的沉默时期。在此期间，鲁迅除了翻译《地底旅行》、《造人术》等一些科幻小说、与顾琅合编《中国矿产志》外，基本停止了个人的文章写作。刚刚满怀激情为《浙江潮》写出系列时论文章，就突然中止了自己兴趣正浓的写作，不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我不否认，鲁迅在1904年去仙台学医是停止写作的直接原因，但我不认为，这种表象的东西能成为鲁迅中止写作的内在根据。一个奇怪的事实是，矿路学堂出身的鲁迅在190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中，曾将中国的衰弱归为“地质学不发达故”，并为此大声疾呼，极力鼓吹地质学家的重要性，所以有这样的感叹：“呜呼，今竟何如？毋日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而且，鲁迅按规定也应该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在第二年，鲁迅就放弃了自己极为看重的矿学专业而改选了相对陌生的医学专业。这其中，想必也隐伏着一种思想的冲突与挣扎吧。鲁迅当时大概没有向人提及自己学医的动机，因为他此时关系最密切的朋友许寿裳和二弟周作人的看法，也都是通过鲁迅后来的回忆文章来转述的。直到1922年末，鲁迅在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写序时才首度提及这个问题。对于自己的学医，鲁迅的回忆从个人情感叙事出发，由写“父亲的病”被中医所误带来的内心伤痛，最终上升到一种救治国家的责任，其中既张扬着“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的报国志愿，同时也隐含着“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的启蒙意图。在这两种叙事中，救亡与启蒙的宏伟叙事最容易引起共鸣，也成了一种最获认同的权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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