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徐渭为什么又能看出兴观羣怨的统一体呢？正因他是戏曲家，戏曲是接近于民歌的。他于撰写戏曲之外，同时也研究民歌，他的《奉师季先生书》中云：诗之典体起句，绝无意味。自古乐府亦已然。《同上》此诠在后世，只有顾颉刚也看到这一点。顾氏看到这一点，是在吴歌研究中发见的。所以我们说概观羣怨之说，是古代民间诗人创造的，孔丘不过拿来用以作诗诗之用而已。汉宋儒家都局于孔丘诗敦的问题，所以越说越远。从民歌来看问题，那么来笼去脉就一清二楚了。
从思无邪来看
何以说孔丘不食看到原来诗人之用意呢？正因孔丘在兴观羣怨之前加上“可以”两字，而在其后再加上事父事君二语，也就把典观摹怨看成一种教育作用了。说明了孔丘的兴观华怨的意义，那么对于他的思无邪说，也就觉得并不矛盾，自然合拍了。孔丘评诗以道德思想为标准，所以诠：《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他对《诗》三百篇的总评价，归结为无邪字，认为诗和道德修养自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思无邪就是他具体批评诗歌的一把政治标尺。我们不是诠他不应以道德思想霹标准，而是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如果把孔丘摆在他一定的历史时期来讲，再从他在这一定的历史时期所表现的政治态度来讲，那末他的无邪说就大成问题，因为他是复古的，倒退的，为维护奴隶制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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