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神圣歌谣<br> 在追溯中国诗歌的源头的时候，面对遥远斑驳的时间，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最初的诗是什么样子。无论是《淮南子·道应训》中所记载的“邪许”的劳动号子，还是《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流传的“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宗教歌吟，都只能是关于诗歌诞生情形的某种生动的想象。即使是《吴越春秋》中传说是黄帝时代的那首“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也不能证明它就是先人的第一次歌唱。其实，探究最早的诗是什么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诗产生的最初的精神因子及其风貌，已经包含在公元前六世纪编定的一部神圣歌谣——《诗经》之中。<br> 古老的歌集<br>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另有笙诗六篇，有目无辞。《诗经》最初只是称之为“诗”、“诗三百”或“三百篇”。到了汉代被尊为“五经”之首，后世便以“诗经”名之。<br> 关于《诗经》的编集，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汉代学者有“采诗”的说法。班固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何休也认为：“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宫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一直还有争论。但考虑到古代方国林立、交通阻隔、语言互异的情形，像《诗经》这样一部涉及广泛地域、年代久远而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不经过有意识、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恐怕很难出现，因而“采诗”之说应该并非完全出于后人臆测。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有史籍可考。《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矇诵。”《诗经》中不乏这类作品。因此可以说，《诗经》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与宴飨中的乐歌等。这些作品的编集成书，汉人认为后来经过了孔子的删定。如司马迁就曾指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又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事实上，早在孔子的时代，已有与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篇”的存在。孔子自己不止一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看到的是和现存《诗经》篇目大体相同的本子。而更重要的例证是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其时孔子刚刚八岁，显然是不可能删订《诗经》的。不过孔子可能对“诗”作过“正乐”的工作，也可能对《诗经》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整理编定《诗经》的人和具体情形，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br>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许多文化典籍因而失传。但《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独“毛诗”盛行于世。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br> 国风<br> 《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和豳风，有诗一百六十篇。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国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范文子的“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左传·成公九年》）正好说明了“风”的含义。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在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一带。<br> “国风”保存了体现周代社会各诸侯国和地区的文化风俗、风土和风情的诗，是《诗经》中最精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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