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先后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取得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赴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研修。2005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中国现代文艺与文化现代性问题研究。

　　我们所谓经典美学，以黑格尔的美学体系为代表，总是以“美”的本质论为起点或中心，由此推演出整个美学体系大厦：美—，审美形态—一审美意识—一艺术创造—一艺术品—一艺术接受—一艺术批评。这个体系里的每个环节在逻辑上都是环环相扣、步步相依的。因此，这种美学体系必然讲究总体性：有机、完整和系统。它自从20世纪初被引进以来，曾给予面对古典审美传统崩溃而力求重建新的审美规范的中国人以极大的总体性慰藉。甚至到十多年前的“美学热”中，当西方人早已放弃虚幻的经典美学体系而关注具体的语言组织时，中国美学学者还依然对这种经典美学体系满怀热诚和渴望，相信它能够帮助饱经政治困厄的中国人，实现“真正人性的生活”或“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一理想。换言之，人们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惨痛记忆，心中充满启蒙主义理想，渴望按自己想象中的先进而人性的世界主流去建设新生活，这时，植根在人们意识中的经典美学体系，就成了走向这种新生活的理想路径。所以，一时间，按经典美学体系范型构筑“新”的美学理论大厦，成为中国美学的主流（笔者曾是这庞大“美学军团”中的一位后学，也曾幻想依据美的本质论而建造新的“体验美学”体系）。这种在今天看来是“反常”的经典美学迷醉，在当时具有双重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从现代美学理论自身的传统演化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美学高潮和50年代第二次美学高潮中相继形成的经典美学信仰，还没有耗竭其巨大能量，还需要在80年代来一次空前的大释放；另一方面，从更大的文业压力看，80年代前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把审美解放视为人的解放的中介，就使已成为现代传统的经典美学肩负起思想解放的前卫角色。可以说，经典美学崇拜热潮在80年代文化变革中历史性地扮演过能动的角色。

　　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美学，是力图建立一种既避免单一的“内部研究”的缺点，又避免单一的“外部研究”的缺点的美学。在“内转”倾向趋于极端的情况下，这是“外突”的美学；在“外突”倾向趋于极端的情况下，这是“内转”的美学。我认为，王一川的设想是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对于文艺学的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杜书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此著创造性地在理论与批评的结合上阐释文艺本文与文化语境的互赖关系，显示了内容形式化、体验模式化、语言历史化和理论批评化等特色，从而对修辞论美学作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探索。该书尤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卡里斯马典型、90年代电影领域里的张艺谋神话、近些年审美文化中的杂语喧哗、启蒙和沟通等新问题，作了深入的修辞论阐释，视角新颖，见解独特，在美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勇于突破和创新的锐气。
　　——程孟辉，“青年美学博士文库”主编总序，1997

　　但是，历史的演进轨迹却总难以与理想轨迹相重合。实际的情形是，“语言”原被用来适当限制“理性”，想不到却最终排挤掉了“理性”，而自己成为诗学问题的中心。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的黑格尔所谓“理性的诡计”在起作用。只不过，这里的“诡计”的策划者已不再是“理性”，而是资产阶级“自我”。当这“自我”发现“理性”已丧失新兴资产阶级时期那种魅力时，就请出“语言”去救助。但“语言”一旦取得与“理性”分庭抗礼的权力，就不愿再满足于与之平等相处，而是排斥它，自己成为中心。这也同时意味着，“语言”竭力逃避资产阶级“自我”的控制而走向自我放纵。因此，“语言”之取代“理性”而成为诗学中心，正是资产阶级“自我”为重新夺取和巩固意识形态盟主权，玩弄“诡计”而自食其果的证明。
　　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物质生产的发展。语言从次要工具一跃而拥有中心权力，并非偶然。这里起最终作用的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所导致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飞跃，从而是语言的重要性的大大增强。最初的口头语言和手写语言传达能力有限，信息相对封闭，适应于集权意识形态，这是受原始、奴隶和封建时代的物质生产水平制约的。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印刷术得以普及和发展，这就使语言可以被成批“印制”和传播，让更多的人去接触、使用，从而令语言的作用发生改变并大大增强。例如，《圣经》一向以手抄本传世，握有它的少数人便握有万能的阐释权力。但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和发展，《圣经》可以大量复制了，普通人也能拥有它，从而打破了少数人对阐释权力的集权垄断。正是这一物质基础与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16世纪路德新教革命。这也可以看作由手抄本“语言”到印刷本“语言”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革命。
　　尤其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不仅印刷术持续发展，而且无线电通信、摄影和电影也相继发明和发展，这就极大地拓展了语言表达方式，从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艾伦·特拉登堡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化时指出，随着使用蒸汽动力的印刷机、石印和照相排版新方法的运用，以及适用于报刊机械复制照片的铜版印刷术和电话、打字机、排字机等的发展，新闻报刊的表现能力大大提高，遂“导致了阅读材料的空前增加”，使“大众传播媒介中信息量急剧增加”。这些报纸善于创造出一种“家喻户晓的语言”，以便巧妙地征服城市公众，使他们成为“别人所创造的形象与感觉的消费者”。

引言
第一编 导论：走向修辞论美学
一 从理性中心到语言中心——20世纪西方语言论诗学的兴起
（一）一种新的诗学现象
（二）认识论转向与认识论诗学
（三）哲学、语言学和诗学中的语言论转向
（四）语言论诗学的兴起
（五）语言概念与语言论诗学模式
（六）语言论诗学评价

二 多种语言形态与现代美学——20世纪西方美学中的语言本质观
（一）日常语言与分析美学
（二）诗意语言与存在主义美学
（三）无意识语言与心理分析美学
（四）拟语言与结构主义美学
（五）移心化语言与解构主义美学
（六）语言本质观与美学理论

三 高度符号化时代的美学理论——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的特征和实质
（一）语言论美学的含义和演化
（二）语言论美学中的语言角色
（三）语言论美学的话语特征
（四）语言论美学的实质
（五）面对语言论美学

四 走向修辞论美学——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
（一）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三次转向
（二）当前多形态美学格局
（三）新的综合与修辞论转向
（四）走向修辞论美学
（五）话语与文化语境
（六）修辞与修辞性
（七）修辞论阐释框架
（八）修辞论美学的理想境界

第二编 修辞论视野中的文学
五 “革命+恋爱”与转型再生焦虑——论20世纪20年代末几位革命知识分子典型
引言
上篇 重复与转型再生焦虑——论韦护和王曼英
（一）本文对焦虑的重复叙述
（二）左翼作家的转型再生焦虑
（三）重复、双重效果与自虐
（四）自动重复结构与双重资格认同
（五）重复与文化中的权力
下篇 双重本文间的现代原忧——论沈之菲
（一）有关的批评和反批评
（二）浪漫乌托邦与美的语言性
（三）父子冲突
（四）中国知识分子与原忧
（五）沈之菲与现代原忧
（六）双重本文性

六 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镜——近40年中国文艺主潮的修辞论阐释
（一）修辞论方法及相关概念
（二）卡里斯马化与兴体
（三）超卡里斯马化与比体
（四）解卡里斯马化与赋体
(五)再解卡里斯马化与变体
(六)结语与展望：再卡里斯马化?

七 典型、移心化与众声喧哗——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典型问题描述
(一)典型与文化语境
(二)泛典型与典型碎片
(三)寓言与典型影子
(四)能指游戏与典型墓园
(五)结语

第三编 修辞论视野中的电影
八 “无代期”中国电影
(一)第三代：“大叙事”的建立与破碎
(二)第四代：“大叙事”的加速瓦解
(三)第五代：“变叙事”和“寓言”体
(四)“无代期”征兆
(五)结语：利用“无代期”?

九 张艺谋神话与超寓言战略——面对西方“容纳”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话语
(一)张艺谋神话战略
(二)总导演与执行导演之间
(三)三方会谈语境
(四)张艺谋神话战略模型
(五)作为“民族寓言”的张艺谋本文
(六)容纳与容纳中颠覆
(七)超寓言战略

十 异国情调与民族性幻觉
(一)求异与“西方精神”
(二)从慕客到娱客
(三)后殖民语境中的“容纳”战略
(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式异国情调
(五)寓言型中国情调
(六)西方利益圈里的张艺谋本文
(七)民族性与他性

十一 我性的还是他性的“中国”?
(一)原始情调与灵韵重构
(二)原始情调类型
(三)原始情调之一：野性、阳刚和狂欢
(四)原始情调之二：愚昧、悲哀和沉郁
(五)原始情调之三：古朴、古执和震惊
(六)边缘化、寓言化与他者化

十二 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竞争
(一)本文的成就
(二)本文结构中的生命力悖论
(三)观众与意识形态氛围
(四)茫然失措境遇中的本文
(五)理性的冲突
(六)银幕暴力

十三 叙事裂缝、理想消解与话语冲突——影片《黄河谣》的修辞论分析
(一)假面与超越性沟通
(二)直面与现实性交换
(三)无意识与叙事裂缝
(四)理想人格的消解
(五)话语场和话语冲突

第四编 修辞论视野中的审美文化
十四 从启蒙到沟通——20世纪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
(一)审美文化概念
(二)从纯审美到泛审美
(三)从精英到大众
(四)从一体化到分流互渗
(五)从悲剧性到喜剧性
(六)从单语独白到杂语喧哗
(七)什么是人文精神?
(八)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继承还是转化?
(九)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神及其衰落
……
附录一 古今融汇出兴辞——对文学属性的新思考
附录二 中国诗学现代二刍议——再谈中国现代性诗学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