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余虹的文字，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能把两种似乎难以共存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怪才。一方面，他r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常常具有超常的理论概括力和思辨力，善于通过几个核心概念把握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贯穿在他的所有学术论著中，而最典型者莫过于其《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书，以及在本书内容基础上改写的一些论文，比如《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①、《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现代性冲突与阶段性特征》②、《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③等等。
如其标题所示，这些借助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梳理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的论著所涵盖的对象是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论的演进，而其所借助的三个基本概念就是“革命”、“审美”（代表现代性）和“解构”（代表后现代性）。“革命”和“审美”概括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论主潮，并组成了余虹所谓“双重现代性追求”——革命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而“解构”则是指80年代后期以来所生成的中国论文的后现代性（其两种主导话语样式分别是解构批评和新历史主义）。余虹把如此大跨度的时段纳入这三个基本概念之中，甚至在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中把这一切梳理得井井有条（参见《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高屋建瓴，气势如虹，不能不使人叹服作者宏观驾驭材料的能力以及出色的概括能力和命名能力。尽管作为一篇不到两万字的论文，在概括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这个“庞然大物”时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细节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是我以为余虹的概括总体上是准确的，是目前我看到的对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的最精到、最简练的把握。
余虹在处理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时同样处处体现出这种令人惊叹的宏观驾驭能力。比如《审美主义的三大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理解文学的三大路径——兼谈中国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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