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与创作
沙汀传略
沙汀，原名杨朝熙，后改名杨只青（或杨子青）。沙汀是发表作品时的主要笔名，也曾用过笔名尹光。1904年12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省安县县城一个地主家庭里。父亲是前清的廪生，有弟兄5人，他居长。父亲去世后，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逐渐低落，沙汀的几位叔父经常因经济问题同他母亲发生纠葛。此时母亲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膝下的两个儿子（沙汀和他的哥哥）身上。沙汀七八岁的时候，母亲拖钱借债，接老先生在家开馆教他们兄弟读书。母亲对沙汀的舅舅郑慕周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母亲只有姐弟二人，因为后母不贤，郑慕周十多岁的时候就在社会上流浪了。
到辛亥革命爆发时，郑慕周逐渐在哥老会中有了地位，沙汀的家庭在社会上的处境也逐渐得到改善，不再受亲族的欺侮了。在沙汀十二三岁的时候，郑慕周因为替一位曾经扶植过他的老头子报仇，枪杀了一个拥有大量武器、相当于团长的司令官，于是双方开始进行战斗。郑慕周拖起二三十人的队伍，时而在别的县城乡镇，时而就在本县的乡镇之间往返回旋，准备随时应付对方报复以及官厅的逮捕。这时候，沙汀也随着舅父到处游荡，并且帮着舅父递送消息，运带小型武器，经常出入于县城、小市镇和乡村之间，因此他对于四川农村的反动基层政权和地主豪绅、帮会组织及其他各种社会势力的情形非常熟悉。沙汀这种居无定处、却可同城乡各社会阶层广泛接近的生活，一直延续到20年代末他的青年时期。这一段生活对他后来以四川乡村和小城镇社会为题材的创作准备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沙汀的家乡安县位于川西北贫困落后的山区，安县这个地方，四面是山，风气闭塞得很。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这个山区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五四运动爆发时，沙汀正在家乡，在由他舅父用高薪聘来的老先生处读古书。随后，又在他舅父（这时郑慕周已经当上了军阀部队的旅长）驻防的灌县住了一个时期。直到1922年，他才在他舅父僚属的帮助下靠人情进了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在当时成都的教育界是颇有名的，“教员好，校风淳朴，又是原早优级师范的后身。来投考的多半是清寒子弟，若果衣履愈坏愈旧，他就愈加得人尊敬”。因为沙汀不是过硬考进去的，外语、数学又很生疏，他总经常感到羞惭，但也更加努力学习。在这里，与沙汀同班的两位同学——张君培和艾芜给了他很大的帮助；通过他们，他开始接触到五四后的新思潮和新文学。《新青年》及《学灯》、《觉悟》等综合性杂志及报纸副刊以及稍后的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创造季刊》、《小说月报》等文艺杂志他都广泛阅读。“人生观是甚么意思？社会主义应该作何解释？圣西门又是怎样个人呢？”青年的沙汀以强烈的求知欲进行了探究。李大钊的论文、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新诗，他尽可能搜寻阅读，受到了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等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大革命开始后，他经常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阅读上海大学的讲义，还研读了郭沫若翻译的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社会科学著作。1926年省师卒业后，沙汀曾经到过北京，准备投考北大听鲁迅先生的课。但因考期已过，鲁迅又已去厦门，于是又于北伐军攻占武汉时返回四川。1927年春夏之间，沙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回家乡从事国民党县党部的筹建等工作，还当过县政府的教育局长。后因形势变化，这些工作都中途停止。1928年，沙汀还曾进行过安县共产党支部的筹建活动，可是也由于成都“二?一六”惨案发生而未能继续下去。这次惨案有十多位共产党人牺牲。其中有沙汀的老师、省委宣传部负责人袁诗尧，还有他的三位同学，其中一位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并直接领导他工作的周尚明。白色恐怖终于使沙汀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1929年夏，沙汀因红灯教教徒破安县县城一事，受到官府的怀疑，在四川无法立足而到达上海。
1929年与一些流亡上海的四川同志共同组织创办“辛垦书店”，还曾去“中华艺术大学”听过鲁迅的讲演和夏衍讲授的“戏剧概论”。在初到上海的几年中，沙汀广泛地阅读了世界文学名著，他特别喜爱俄国作家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法国作家莫泊桑、梅里美、巴尔扎克和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也很欣赏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这个时期，十月革命后一些同路人，如皮涅克、伊凡诺夫和巴伯尔的小说也曾引起他较大的兴趣。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文艺主张和创作，茅盾的文艺理论批评以及沈从文的小说对他影响较大。
1931年，沙汀同从新加坡被逐回国的艾芜相遇，互相鼓励并开始了文学创作。这一年，他们一同两次写信给鲁迅，并各寄了一篇小说，向鲁迅请教。鲁迅的两次回信，一次是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另一次则是给他们的小说提出了具体意见。1932年，沙汀参加“左联”，做过“左联”常委会秘书和小说散文组组长。1936年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一段时间的文学活动，使他将自己的创作生活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主要作品有：《法律外的航线》、《土饼》、《苦难》三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法律外的航线》、《老人》、《代理县长》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努力反映“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内的生活，表现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多方面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
从1935年起，沙汀把描写领域转向自己所熟悉的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对生活的本质进行了开掘，创作上出现了新的面貌。
抗战爆发后，在战争中激发了爱国热情的沙汀由上海回到四川，他本来抱着故乡在抗战中会有如火如荼的场面的希望，准备反映四川在抗战中的进步情景。可是事实给他带来的却是失望。1938年他在成都当中学教师期间，曾经参加过《大声》周刊社组织的抗战军人家属慰问团，具体地接触到在“抗战”名义下的许多黑暗事实。因此，他在家乡仍然寻不到想象中的新东西。“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一些抗战的条文和命令，一些官家的或民众的组织，一些新的头衔，“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这样，他便下决心要通过文艺的手段将一切“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他的那些暴露抗战时期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写的。
1938年8月初，沙汀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同赴延安，曾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在此期间，沙汀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曾经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毛泽东同志鼓励他们到抗战前方去生活和写作。同年十一月中旬，沙汀又与何其芳一道随贺龙去一二。师工作，先到晋西北，接着又赴冀中抗日游击区。1939年春夏之交回延安，沙汀仍在“鲁艺”任教了一段时间。这一段生活使他经历了国统区与解放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领会到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对立路线所导致的截然相反的后果。1940年沙汀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做文艺界的组织联络工作。皖南事变后沙汀回到故乡，避居在偏远的山村里。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沙汀的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战时国统区政治黑暗的暴露、讽刺和战斗，如短篇小说集《播种者》、《磁力》、《堪察加小景》等，其中包括《在其香居茶馆里》、《磁力》、《堪察加小景》（后改名《一个秋天晚上》）、《老烟的故事》等著名短篇，还有《淘金记》和《困兽记》两个长篇。另一个内容是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新的斗争生活的反映和歌颂，这方面的主要作品有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随军散记》（后改名《记贺龙》）以及散文集《敌后琐记》和中篇小说《闯关》（又名《奇异的旅程》）等。
在抗战胜利初期的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由于国共和平谈判，国统区政治紧张气氛有所缓和，他还能在家乡安县县城露面。1946年上半年，又曾受党的派遣到重庆做过一段时间的文艺界联络工作。同年冬内战爆发，他又奉命还乡，重新隐蔽下去。这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迫害加紧，1947年，反动派为对付成都一带人民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制定了所谓“六?二”大行动的罪恶计划，一些反动分子“曾在沙汀原籍企图逮捕沙汀，因向沙汀亲戚郑慕周了解下落，不确，未能得逞”。1948年，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在“综合一周匪情”的报告中称：“安县奸匪杨子青（即沙汀），用川西北籍地方亲属关系掩护其工作，以雎水乡一带为根据地。”严重的政治迫害使沙汀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几年间离开家庭和乡村中原来避居之处，独自一人辗转奔波在安县的雎水、秀水、永兴、板栗园等场镇避居。然而，就在避居人家的“堆柴的屋子”里，在“锅炉房里”，他仍坚持进行创作。反映国统区农民自发的群众斗争的优秀长篇小说《还乡记》就写成于这个时期。此外，还写成了《呼嚎》和《医生》两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范老老师》、《呼嚎》、《医生》、《酒后》、《炮手》等优秀短篇小说。
解放初，沙汀任西南文联副主任，接着又调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日常工作。1955年，领导批准他的请求，回四川搞创作。虽然这以后他仍然是四川文联主任，没有完全摆脱行政组织工作，但他却经常到农村访问并参加一些基层工作，一直没有脱离过他所熟悉的四川农村生活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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